伯特兰·罗素是近现代英国才华横溢的大学者，在哲学、数学、历史、教育、文学等方面都造诣颇深，不仅被誉为“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出版过《幸福之路》、《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物的分析》等专著，称得上是学富五车、涉猎广泛。
就是这样一位享誉全球的大师级人物，曾经对于中国做出过评价，他是怎么说的呢？
伯特兰·罗素
1920-1921年间，罗素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讲学。刚刚完成对苏联访问的他，接到北京大学梁启超的邀请电报，因为原本对中国就很感兴趣，所以立马就答应了下来，于当年8月乘坐“波多号”法国客轮，并在2个月后来到了上海。
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界的盛事，刚刚下船的罗素，就受到了政要或者明星般的待遇。他所下榻的西藏路“一品香”酒店，拜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一些不能再面见罗素的学者，给他写了很多的信件，表达了各自的仰慕之情。更有人将他视为“救世主”，以其丰富卓著的社会哲学知识，来救治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思想病”。
对于他的接待也是超高规格，各个主办方争相为罗素接风洗尘。就连有“中国爱因斯坦”之称的赵元任，已经身为清华大学的年轻教授，也心甘情愿为罗素当起了翻译。
赵元任
这些热情的超规格礼遇，让罗素印象尤为深刻，此后他在书中这样描述这段经历：“来到中国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富有学识的中国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作为一名对社会学很有研究的人，罗素将此次“中国之行”看作一次深度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在游历各地的过程中，他更倾向于贴近底层的民众，去体验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貌。
在上海的五天里，罗素并不满足于租借里的见闻，他走出租界，去到中国人聚居区域，切实观察社会的实况。
为了获得对中国更全面的印象，罗素走访了很多的城市，杭州、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在北京大学足足讲了一年的课，于1921年回到英国。这期间，罗素一共进行了63场演讲。
北京大学
这趟行程并非罗素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此之前，他在哲学的研究中，就已经与这个遥远的国度产生过共鸣。他读中国的老庄思想，对古代先贤的深邃思想大为赞叹，他认为中国是个“比意大利更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各个场合褒扬赞美，不吝溢美之词。
罗素是英国人，他的祖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拥有“日不落帝国”的美誉。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的工业革命，英国发展更是一飞冲天。反观中国，距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尚不久远，是一个拥有四亿多人口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差，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工具。
在英国等西方工业国家看来，当时的中国就是贫穷和愚昧的象征。英国的评论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更有一些民族主义者，从文化、人种上，进行了根本否定。
工业革命
这其中还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名人。
例如爱因斯坦，虽然他只在中国呆了短短两三天，但却对中国产生了很多的“偏见”，认为中国人：
甚至连中国人，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当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兴起，一批社会上的文人，对现实社会中的不满，转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否定，认为中国人只有彻底废弃老祖宗留下的“糟粕”，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罗素还能对中国与如此正面的评价，实属难能可贵。一方面，罗素看过很多的中国古代的著作，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是浅尝辄止、浮于表面，而是能从专业的角度加以考量，其背后强大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的理论基础，看待问题时也会更加客观，更加具有深度。
另一方面，在中国一年的时间里，罗素亲自实践，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人文风貌和社会现状，比很多“纸上谈兵”的外国学者更具有发言权；
再者，罗素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东方情节”的影响，在自己国家深陷战争、矛盾爆发的时候，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不满，转而向遥远的国度去寻求新的理论依据。
在罗素看来，中国文化里一些特有的东西，是医治资本主义病毒的良方妙药。
伯特兰·罗素
罗素游历中国回到英国后不久，于1922年整理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完成了一部著作，书名《中国问题》，其中收录了不少评论性的文章。
这本书初版发行于1922年，1926年时再版，还加了个后记。
这是近代西方系统完整阐述中国历史、社会的书籍，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全书共有十五章，主要分三个模块，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指出中国的存在问题，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在历史部分，罗素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作了简要介绍，重点关注了历史上“异族入侵”事件，并与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进行了一翻对比。文化部分基本都是对中国人的赞扬，他笔下的国人，在道德品质、文化素质方面，即使谈不上完美，也是远胜于英国人。
例如，他认为，中国人是“和蔼可亲”和“诚实”的，根本就不是西方宣扬的那种奸诈，如果让中国人和英国人互相欺骗，那么十有八九是英国人赢。
并且中国人热爱生活，“比所知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喜欢说笑”；
又吃苦耐劳，“保持着沉着冷静的尊严”，骄傲并且不屑于自夸；每个中国人都拥有着较高的道德品质，不好战，总是“寻求以公正而非武力来解决争端”。
伯特兰·罗素
当然，罗素也看到了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字上的问题：字体复杂繁复，不易于掌握；
对外来新的术语、词汇难于引进。还有儒学问题：
因为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人比较传统、保守，难以接受新事物，喜欢讲求裙带关系，贪污腐败难以禁绝，政府效率差。所以，中国人主要存在着不求进步、效率低下、缺乏科学精神等不足。
那么中西方在文化上孰优孰劣呢？罗素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西方是外向具有攻击性的，而中国则是内敛而含蓄的。西方人在全世界飞奔，为的不过是掠夺和传教，一旦受到其他的国家的抵抗，便会诉诸武力，用先进的武器逼迫别国就范。
中国虽然眼下政治、经济、军事暂时落后，但在文化、道德方面，却是遥遥领先的。国家的文明，正是通过文化来体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集合四万万国民的合力，必将追上和反超现在所谓的“先进国家”。
罗素在书中对当时的政治格局进行了预判，尤其对于“不受人待见”的日本，他更是花了足足四个章节去描写，指出这是除了白人以外，最渴望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权。
在书中，罗素也指明了中国应该走的方向：对西方的文明扬善弃恶，结合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全盘西化，另外一种则是形成具有排外主义的保守文化。
伯特兰·罗素
罗素，这个来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师级学者，能够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专门写书表达赞赏，着实可以让国人扬眉吐气一番。但是我们需要知晓的是，这部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是罗素将心中对于社会不满的一种表达。
书中的“中国”是一个情绪发泄的载体，是一个经过理想化了的形象。资本主义的剥削、肮脏、欺诈、好战，恰恰与贫穷的中国的相反，于是罗素在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
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他的褒扬而自鸣得意，甚至觉得比欧美人还有优势；相反，我们应该正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将他们一一化解，那么这么赞扬才会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问题》一书的扉页上，罗素转引了《庄子·应帝王》中的一则寓言：中央之帝混沌没有起翘，就在自己脑袋上每天凿一个孔，仿他人做出眼耳喉鼻，但是七天到了，混沌却死了。罗素想借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徒有其表的学习，只会加速死亡；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是发展之真谛。
文/陈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