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从团体中剥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没有成气候时，如果不能正确确立内部分配机制，优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门户。
如果属于一般人员“出走”，当然不会对事业乃至团体构成危害，但如果属于决策层、核心层，其隐患就不能掉以轻心，要予以坚决的打击。
王金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他治军、用兵都很有一套，曾国藩说他有“名将之风”。曾国藩初创湘军时，在很多地方都得益于王金的经验。
在衡州练军时，曾国藩订立营制章 程，就曾经跟王金一同讨论过。王金所写的《练勇刍言》一书，更是对湘军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用王定安《湘军记》的说法，是“湘军规制，多采之王金《练勇刍言》”。
对于王金，曾国藩也一直准倍加以重用。但是，王金有一个缺点，就是性格傲慢，自视甚高。曾国藩移驻衡阳编练湘军后，授命王金回湘乡募勇。王金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都为之侧目，曾国藩听说后，对王金的张扬非常不满。
王在湘乡招募了3000人，曾国藩向来主张招一人即收一人之效，采取精兵厚饷的政策，以区别于绿营，因而听说后赶紧去信制止，说新招之勇，最多不要超过三营，不然，恐怕回到衡州后连粮饷都发不下来。
按照湘军的营制，三营只能是1500人左右，这当然不能为王金所接受了，加以王金认为自己是最早带勇的湘乡人，就不想再受曾国藩的约束了，王金从湖南巡抚骆秉章 那里请来了一万两白银后，得意地给曾国藩回信说粮饷的来源已经解决了。
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金带着这3000勇丁回到长沙后，竟与骆秉章 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金除了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章 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
原来，在军队的调遣问题上，曾国藩与骆秉章 早已有了矛盾，发生了多次冲突。田家镇战役失败后，太平军西上，骆秉章 便以巡抚的名义，命令驻浏阳的湘军邹寿璋营移防岳州。
对于骆秉章 插手湘军的调遣，曾国藩自然不能容忍，便下令邹寿璋不能移动，而是原地防守，这实际上是剥夺了骆秉章 对湘军的指挥权。
与曾国藩产生矛盾后，骆秉章 也非常想直接掌握一支部队，以便在军事上不完全依靠曾国藩。所以当王金到了长沙以后，骆秉章 即拼命加以拉拢，使王金感恩不已，完全投向了骆秉章 一边。
对于王金的不听命令，曾国藩十分恼火。王金的新勇粮饷都来自骆秉章 的供应，所以不得不听从湖南大吏的调度，而成为官勇了。这与曾国藩所设想的练成一支完全由他控制的、独立的湘军的基本思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为了巩固湘军的团结，使湘军只能唯他一人之命是听，曾国藩开始认真地考虑，是继续与王金共事，还是将他清除出湘军。
在做出决定之前，曾国藩先给王金写了一封长信，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希望王金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回心转意。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到处写信给朋友，一来是希望取得朋友们的支持，二来也希望朋友们帮忙做王金的工作。然而，这些都没有起多大作用。
曾国藩在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咸丰三年十二月，他终于与王金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曾国藩给王金写了一封密信，要王金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信中说：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金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
一句话，王金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金继续做他的部下。然而，王金此时已经去意已决，他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璋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
骆秉璋也趁机拉拢王金，表示他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听候调遣。这样，王金就更加拒不听命了，从而导致曾国藩和王金的彻底决裂。
王金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金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曾国藩在给骆秉章 的信中说如果湘军再多出几个王金，羽翼一丰就远走高飞，那么，练再多再好的军队，也不过是替别人做嫁衣而已，这是曾国藩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果断地将王金清除出去，以儆效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