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在宋神宗的强力支持下，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结。
在这场变法中，司马光是个不屈不挠的反对者。17年的变法最后被他亲手尽废，点点消失，化为乌有，回归原地。
王安石、司马光，一生的政敌，政治主张上水火不容，在朝堂上经常当着皇帝的面争执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
但是，就这样两个立场相去甚远的“死对头”，却彼此互为知己，因为同是君子，二人有太多相同之处，同样多次拒绝做皇帝秘书，同样认死理谁也不服谁，同样坦荡无私情。
01
、二人都接连请辞“修起居注”官职不下五次
嘉祐五年，仁宗皇帝想任命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修起居注”。“修起居注”就是记录帝王的言行，相当于当今领导的秘书，飞黄腾达的机会很多，挑选得也十分严格，必须“文采闳富”之人才能担任。
面对如此“美差”，司马光和王安石却不约而同地连连请辞。
司马光连上五道辞呈，坚决不干，说自己只是稍有经史方面的知识，不会做文章，能力不足，不能胜任。但朝廷不改主意，坚决任命，司马光最后只好就从。
王安石更牛，接连请辞了七次。
第六次，宋仁宗派使者将任命书直接送到王安石的办公室，王安石避之不及，直接躲进了厕所，使者生气地将任命书放在王安石的办公桌上，扬长而去。王安石发现后，忙出门追使者，愣是把任命书塞回使者怀里。
最后，连王安石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劝他不要连朝廷的面子都不顾，王安石才接受了任命。
世人均认的“美差”，在他俩那里却成了“苦差”，是真不能胜任？还是不愿费心？都不是，是强烈的责任心使然。
二人都有着治国平天下的高远志向，但都非常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只有放在合适的岗位，才能尽情发挥才智。
王安石擅长治国，尤其是经济管理，司马光擅长进谏。幸好朝廷知人善任，后来俩人都在擅长的领域做得如鱼得水，成就非凡。
02
、当面“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司马光人称“司马牛”，王安石人称“拗相公”。俩人都特别地“轴”，认准的事，坚持己见，谁劝也不行。
宋神宗登基刚满一年，举办帝王祭天大礼，要例行给群臣发福利。
司马光作为谏官，马上提出反对意见，大臣的福利必须免去，理由是河北闹灾荒，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能省则省。
王安石第一个站出来反驳，理由也很充分，发给群臣的福利十分有限，不发，于事无补；发了，则彰显皇恩浩荡。
从“发”与“不发”，俩人又唇枪舌战到“理财”。
王安石认为，当下不是国家财富不足，而是缺少理财的手段和方法。司马光则反驳，指出财富守恒定律，认为国家多一些财富，老百姓就少一些财富，“理财”无非是与民争利。
这只是俩人没完没了争论的一个缩影，不论谁对谁错，特定环境下是非难以断定，但不难看出，二人在政治上，一个因循守旧，一个激进创新，目的却是一样地为国谋利。
由此可见，二人“轴”的根源是一致的，都源自“秉性耿介、坚持己见、专利国家、不为身谋”。
03
、背后大加赞赏互为肯定
熙宁二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作为强烈抨击新法的司马光请求外放。
宋神宗征求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则对司马光大加赞赏，说他品德高尚，能力强，文学造诣高，堪为国家栋梁。
司马光在政敌那里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为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加了不少分。虽然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但司马光还是得以在洛阳“独乐园”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成就了举世伟著《资治通鉴》。
风水轮流转，同样的事情又降临到王安石身上。神宗驾崩，强烈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掌权后，第一时间召回司马光，任命为宰相，开始废除新法。
王安石大势已去，墙倒众人推，一时间指控他的诉状雪片般飞入朝廷。
朝廷要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却中肯地说，王安石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只不过固执不晓事罢了，千万不要听信谗言。
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为自己的政敌说句公道话，真乃君子之风矣！古往今来，能做到者有几人？
既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能尊重对方的品格，君子和而不同，这便是友谊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