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敦煌里的中国 敦煌里的世界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新书访谈
访谈三·沙漠中的艺术馆
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赵声良
光明悦读：您在新近出版的《敦煌谈艺录》一书中，开篇即论述敦煌艺术的价值。能否向读者简要介绍，敦煌艺术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赵声良：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其后陆续营建了大量的佛教洞窟，从4―14世纪延续了1000年，至今仍保存洞窟735个，包括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保存至今规模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群，被誉为“沙漠中的美术馆”。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其中出土的5万多件文物，涵盖了古代宗教、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内容，体现出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藏经洞出土文物中除了大量古代文献外，还包括数百件唐宋时期纸本、绢本绘画。
敦煌艺术系统地展示了中古时期一千多年间绘画雕塑艺术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在唐代和唐以前中国绘画作品极为罕见的今天，敦煌艺术差不多复原了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的中国美术史，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且壁画中还展现出当时音乐、舞蹈、建筑、服饰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极为丰富的社会场景，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艺术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大千临摹第323窟菩萨 图片选自《敦煌谈艺录》
光明悦读：敦煌艺术整体呈现出怎样的气象？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赵声良：自西汉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长期在敦煌发展，形成了深厚的积淀。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1000多年间，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古代伊朗、印度、希腊等区域文化艺术之长，加以整合贯通，形成了敦煌艺术的丰富性，造就了一条不同地域文明交融的艺术时空隧道。如敦煌北朝洞窟中的佛像就可看出印度马图拉的风格、中亚犍陀罗的风格，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北朝壁画中也可看到传自印度的“凹凸法”特点。但同时也可看到中原甚至南方的绘画艺术风格。隋唐时代，中国的艺术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变画艺术，综合表现建筑、山水与人物，描绘出气势宏大的佛国世界，形成了中国式佛教艺术模式。敦煌艺术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在广泛学习外来文化时并没有被“胡化”“西化”，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使我们的中国传统艺术更加充实，更加宏大，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胸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敦煌为东西方不同文明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历史借鉴。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用常书鸿先生的话，指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是要藏纳起自己个性的、耐心劳苦的事情，绝不是那种马到成功，亟待渔利者所能做到的”。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诸位先生和您，还有敦煌研究院无数科研工作者，是如何做到“择一事，终一生”的？
赵声良：我在敦煌已经工作30多年了，深感敦煌石窟这个艺术宝库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极其精美，一辈子也研究不完。如果不能心无旁骛地深入钻研，就不可能达到学术的高度。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一代代敦煌学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1944年，常书鸿先生白手起家，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此前，常先生在法国，生活安逸舒适。可是当他发现了敦煌艺术之后，就待不下去了，毅然回到中国，来到敦煌。当时敦煌生活极其艰苦，他的第一任夫人不能忍受，与他分手，而常书鸿却留了下来，待了一辈子。70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不断奋斗，才使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他们的坚守，敦煌艺术不会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没有他们的开拓进取，我们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水平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走在世界的前列。莫高窟几代人的奋斗历程，体现了对祖国事业的担当、对时代的担当。
对我来说，吸引着我不再离开的，首先是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我是研究美术史的，敦煌壁画彩塑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敦煌艺术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世人所了解。在研究挖掘敦煌艺术的价值时，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感到责任重大。我对壁画中的山水、故事、飞天等方面都做过研究，每一项研究都能获得新发现。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有敦煌研究院这样一个最适合干事创业的平台。樊锦诗院长曾说过，“敦煌艺术是无限伟大的，相比之下，我个人是很渺小的，我能为敦煌做一点点事，就是很幸福的”。我想我能坚持在这里做研究，也是因为先辈们的精神影响着、感染着我。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指出了敦煌艺术研究常见的误区，如今这些误区还广泛存在吗？
赵声良：我在《敦煌谈艺录》一书中讲过敦煌艺术研究中常出现的误区，有一类情况是不了解敦煌壁画的历史状况，不知道壁画经历了一千多年会发生变化，仅根据现状作出判断。还有一类情况是一些研究者没有真正做到实地调查，或者在实地调查中没有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而不自知。对敦煌壁画的误读情况至今仍然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仍然有一部分论文作者并没有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这涉及学风问题。研究敦煌艺术必须具备历史学、考古学、佛教史、文献学、艺术史等多方面的素养，必须要花大力气进行文献调查和实地考察。学术研究是艰苦的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不畏艰难，敢于吃苦的人才有可能攀登到学术的高峰。
（访谈由光明日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9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