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一年。这年夏天，一支英国远征军，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了“极端不义”的鸦片战争。
在发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国会的议员们，曾就“对华作战”的问题展开辩论，争论持续了三天，最终的投票结果，二百七十一票赞成，二百六十二票反对，鸦片战争的议案仅仅以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
读史至此，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区区9票之差，就改变了近代中国几亿人的命运。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真的如此吗？
道光时的中国绝对称得上是东方大国，人口是英国的20倍，面积则相当于英国本土的36倍，英国其实在对万里之外的大国发动战争这事上，是很犹豫的。
议案的通过的确支持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战争，但中英两个大国的命运却绝不是9张投票或者9个议员所能左右的。
鸦片战争爆发的50年前，每年会有近700吨的银元从西方运至广州，用来交换茶叶和丝绸，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每年有十几吨的鸦片运至广州，中国每年吸鸦片成瘾的人数多达一两百万人。
因为鸦片贸易，中国从一个白银净流入国，变成一个每年白银净流出400吨的国家。如此大规模的毒品交易，如此巨额的财富，英国人是不可能放手的。
当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说出：“谁拥有中国，谁就拥有了19世纪。”，当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时，中英之间的战争就已经无法避免了。议会辩论一事其实只是英国筹备侵华战争的最后一道法律程序而已。
纵观鸦片战争前夕的世界大势不难看出，战前的半个世纪，既是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又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向海外扩展的时期，为了争夺殖民地，彼此之间在不少地方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英国不但在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中居于绝对优势，而且在掠夺殖民地上也处处占据上风。
它的势力步步东进，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各邦都受到来自英国的殖民威胁，所以英国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是早有预谋的。
早在1832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8年前，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还有他的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就在中国沿海开展了长达半年的侦查活动。
胡夏米的原名是林德赛，1832年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派遣，化名胡夏米，冒充船主，和传教士郭士立等人乘坐“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打着经商和传教的旗号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
这次侦查活动对英国的侵华部署帮助极大，胡夏米重点侦查的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都是英军在鸦片战争中重点进攻的地方，也是战后通过签订《南京条约》新开的第一批通商口岸。
把这些事实连起来就能看到，英国对华战争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从胡夏米等人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可以看出，他们的侦察活动相当专业。胡夏米考察了宁波镇海的水道，发现镇海炮台已经是他们在中国能见到最大的炮台，但也年久失修，台上既没有炮架，也没有兵丁把守。
而南澳岛的战船看起来更像是普通小商船，种种现象让他们确信，“这些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
胡夏米还考察了沿途港口的交通与物产情况，认为厦门的条件非常适合通商，从位置上讲，厦门港口极为优良，可以开进英国最大的兵舰。而福州因为有闽江可供商船航行，而且气候比广州寒冷，所以可以作为英国毛织品的市场。
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和军备的废弛程度，胡夏米系统的考察包括闽粤交界的南澳岛、厦门、澎湖列岛、福州和镇海等地的水道和港口，绘制了翔实的航海图，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胡夏米等人还深刻感受了一把清廷官员的懦弱。在当时的厦门、福州等地停泊“夷船”是被严格违禁的，官员们还派遣水师船监视“阿美士德”号，还在船上竖起木牌，警告这些“夷人”立即驶离港口，可是胡夏米等人赖在城内不走，足足在福州停留了20多天。
为了促使英船早点离开，不要受英船的牵连而获罪，福州的官员们不断让步，甚至还同意让胡夏米等人在福州销售货物。清廷官员的软弱可欺被胡夏米看在眼里，后来为了鼓动英国对中国用兵，胡夏米不断夸大清政府的软弱，认为只有用武力恐吓才能让中方屈服。
英方为战争做了很多准备，当战争来临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开战的理由。
林则徐的禁烟行动
林则徐的一场国内缉毒行动，很快就被处心积虑的英国人升级成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他之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已奉道光皇帝严旨，进行了雷厉风行的禁烟活动，清政府已经禁烟禁了110年，捉拿烟贩、关闭窑口、驱逐趸船，这些手段已经用的很熟，但收效却越来越差，始终没办法杜绝鸦片来源。
对于林则徐来说，要禁烟就必须采取新的手段。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只允许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不准另外寻觅贸易伙伴，也不得直接与清政府的官员打交道，行商其实就是中英贸易的中介。
行商制度一方面隔绝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的联系，防止“里通外国”，另一方面也保持“天朝”颜面，所以每一个外国商人只有在行商对自己的关税、品行作担保之后，才能获得红牌，进入广州。而相应的，一旦出现外国商人逃税或者不轨行为，政府也唯行商是问。
行商成了中英交往的安全垫，有了行商的存在，中英双方其实是脱离了接触，自然也不会发生摩擦。为了杜绝鸦片来源，林则徐在到达广州的第八天，就命令行商传谕外国商人，必须在三天之内将趸船上贮存的数万箱鸦片呈缴，并且要签下保证书，声明之后不再夹带鸦片。
其实对于这些贩毒的外国商人，林则徐的手段已经很温柔了。
然而，三天过去了，外国商人并没有遵令，他们已经习惯了广东当局雷声大雨点小的恫吓，以为给点钱贿赂一下，这事就过去了。他们想不到林则徐不但敢难为行商，还敢把矛头对准外国商人。
3月24日，林则徐中止了一切中外交易，封锁了外国商人居住的商馆，把将近350名外国商人关了禁闭。
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冒险进入了商馆当中，三天之后，他表示了屈服。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劝告英国商人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交给中国政府，于是3月28日，义律敬禀钦差大臣，表示按照林则徐的特谕，上交鸦片20283箱。
林则徐当时接到义律的禀帖，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包括林则徐本人在内的清朝官员们，都没有意识到，义律的小小一份禀帖，改变了这次禁烟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本来是针对境内外国人的反走私行动，现在却升级成了中英两国官员之间的交涉。
就在同一天，林则徐还收到商馆里各国洋人集体签名的禀帖，称林则徐要办理的事务牵涉太多，难以理论，因此让林则徐直接去找他们的领事或者总管自行办理。
林则徐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此之后的谕令，不再交由行商，也不再经过外国商人，而是直接发给了他们的领事和总管。也就是说，从这一天之后，林则徐面前的对手，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也不是在中国的英国官员，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事态进一步升级！
直白一点说，义律代表鸦片商人缴出鸦片，并不意味着是想要遵循中国的法令。他的盘算是先将鸦片商人的货物变成英国政府的财产，然后再以保护大英帝国财产为借口向中国发动战争。
一场正常的缉毒、缉私行动，就这样被处心积虑的英国人做成了中英之间的外交事件。
巴麦尊的炮舰政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从3月30日起，义律还被困在商馆期间，就不停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写报告，呼唤武力报复，同时他还夸大清政府对英商的虐待和对英王的侮辱，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十分具体地提出了侵华计划和勒索要求。
在巴麦尊的炮舰政策下，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一支舰队。英国的议会在1840年4月才开始讨论对华作战的议案，但在1839年10月-11月间，英国政府就做出了侵华的决定。
当下议院的议员们还在唇枪舌剑磨嘴皮子的时候，英军的舰队已经驶往中国了。
英国的秘密武器-全铁制大轮船复仇号军舰，在还未驶离英国时就撞上了礁石，然后行驶到好望角时又险些撞成两半，船长需要把几块木头拴在船侧才能保证船体漂浮在水面。但这艘很不中用的铁甲舰一到了广州，一扫往日阴霾，依靠蒸汽机的动力将中国水师的战船撞得七零八落，中英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1842年，中英之间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长期以来，外国有些学者一直不愿承认“鸦片战争”这个名字，他们辩称这是一场维护贸易自由的战争，应该叫做“通商战争”。这些外国学者把责任推给清政府，认为是清政府不能提供平等、自由的贸易条件，加上林则徐禁烟的动作太粗鲁，这才导致英国议会群情激愤，进而通过了发动战争的议案。
外国学者的逻辑说简单点，就是你们不允许大英帝国自由的贩毒，而且胆敢禁毒，所以我们大英帝国才被迫发动战争，这是标准的强盗逻辑。
在1840年，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上，反对战争的保守党人早已一语道破了鸦片与战争的关系，他们说道：“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有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了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