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经学”？
注解儒家经典的学问。
所以，言及“经学”，首先要明确“经”是什么。《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当然不是指所有书籍，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尚且不够，因为，从前的儒者们就因为“经”的包含范围做了很多论辩，甚至，兴起了名曰“经名考”的学问。
先秦时期，学术界是相当热闹，门派林立，各有主张。以后出来两位皇帝，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先是秦始皇不允许民间藏书，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由此，经学便兴起了。
那么，为何名曰“古文经学”，而不是其它的称呼呢？
这又和秦始皇有关了。一统天下后，为了统治的巩固，他颁布“书同文”，这绝对是一件利好的事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为了让统一的文字迅速普及，秦始皇命人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这就有了“篆书”，是秦代通行的标准字体。
不过，官府和民间还流行一种字体，就是“隶书”。汉代，隶书是通行的字体。字体的不同，就将“经典”区分为了“古”和“今”。若是隶书版本，就是“今文经学”，若是古字的，就是“古文经学”，于是，就有了“古文经学”一说。
这么解释其实有点绕的，就以秦代为分水岭，在它之前的都可以归于“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当然起源于汉代。汉武帝一声令下，儒学就独尊了，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儒家经典的氛围。事实上，从汉武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今文经学独领风骚。
孔子出生于鲁国，鲁国是继承周制最纯粹的一个国家，而周制强调的就是礼和乐。汉初的统治者扶植儒学，并不是想将礼和乐恢复至原来的高度，而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既然秦始皇对天下儒生有诸多限制，那大汉王室就要改了这规矩，汉惠帝就废了挟书之律。
到了汉景帝时期，孔子的故居发现了一批古文经书，极大鼓励天下儒生。秦代时期，很多儒生跑到山林，靠着口耳相传，来传播经典，自然会产生“误差”。不少藏于秘府的古文经学又陆续被发现，解释和研究这些古文经学就成了一种潮流，不过这仅仅在民间。
这时，朝廷里钦定的还是今文经学，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着汉廷的官学。今文经学的特点，也许用董仲舒的话更能很好的理解，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读《诗经》，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释，用《周易》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预测，至于《春秋》，它的说辞哪能一成不变呢？
今文经学注重现实，更看重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它当然有积极的意义，不过，和注重还原“本意”的古文经学相比较，今文经学似乎少了些实证。时光很快到了西汉末年，这时要提及一个人：刘歆。此人很厉害，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对天文历法、史学、诗等领域都有研究，他对儒学的研究直接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
刘歆对经学有三个重大贡献：
一、他发现了一批先秦经书，并竭力向世人推荐这些经书，就是为了不让其佚失，后来，这批古文经书果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他重视训诂，并且，还根据古文的字体笔意来注解经书，这就开辟了一个新方法，用文字和历史解经。
三、他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自此，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
此时，今文经学渐渐步入了僵化及繁琐，开始和谶纬结合了，这时的孔子既是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又是谶纬神学中黑帝之子的神。今文经学开始流于妄诞，西汉末期越发见衰。
古文经学，虽是在民间传授，不过其传授是自成体系的。就说《春秋》，传《左氏春秋》的就有刘歆、郑玄、服虔、贾逵等人。古文经学中，以《左氏春秋》影响最大，可以说，它和《公羊春秋》（今文经学）形成了格格不入之势。
刘歆在倡导《左氏春秋》时，相当重视其中的历史事件，重视对历史真实性的查证，他不认为通过分析文字就能“微言大义”。
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山者，而郑玄就是力压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既通古文经学，也通今文经学，他的《六艺论》就是对两汉经学做的总结。他还著有《周礼注》，《周礼》（《周官》）是三礼之一，为古文经学所推崇，他对周礼的注解，影响了后来的礼学。（事实上，王莽复古的做法，也极大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新朝时期，《左氏春秋》、《毛诗》等都立了博士。）
东汉，古文经学兴盛，此后的魏晋时期，经学基本源于古文经学。西晋末年的战乱对今文经学是毁灭性打击，直到清末，今文经学才又重新出现了。
参考资料：
【《汉书》、《“经学”释义》、《中国古代的“经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