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家和，192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曾任匹兹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著有《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编有《世界上古史》《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
首先说明一下问题之所以提出。古代的中国和希腊是“轴心期”文明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十分发达的文化；她们与古代的印度并列为“轴心期”三个最重要的文明。但古代的中国和希腊与印度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印度的史学不发达，而中国和希腊的史学都很发达。然而古代的中国和希腊的史学发展的途径又有不同，不同的原因何在呢？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提出一个看法，就是希腊的古代思想有一种“反历史倾向”，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下主要谈两个问题，即分别就古代中国与希腊论述一下其间的异同。
第一，关于古希腊史学的“反历史倾向”。
古代希腊的学术是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史诗为源头。爱琴文化和迈锡尼文化的传统到了荷马时代已经基本失传，所剩只不过是一些零碎的记忆。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开始出现哲学，就是米利都学派，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希腊神话已经讲到起源（arche，或译“本原”）的问题，不过对于宇宙的形成给予了神话的方式解释：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则力求通过一种自然的研究来解决起源问题。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不再从自然研究寻求起源（如从水、火，或地、火、水、气之类具体之物寻找起源），转而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即从所有的宇宙万物中抽象出一个最根本的共相来作为起源，这个共相，用英文来说就是being，在古希腊文就是on，通常译为“是”或“有”或者“存在”。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或“being”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对于“存在”或“being”才能有真正的知识，而对于非存在（在他看来时有时无就不能是存在）就不能有真正的知识，如有，那就只能是“意见”。到柏拉图的时候，情况有了一些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步：在《美诺篇》，把意见分成“真意见”和“假意见”，加以区别对待；在《共和国》也就是《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提出三分法，就是对应于“存在”能够有“知识”，对应于不存在只能有无知，对应于既存在又不存在，就是运动变化中的东西，只能有“意见”。这样，历史学就被确定了一个位置，就是只能是“意见”，说得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是“真意见”。怎么样才是真意见，柏拉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表述。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这种看法。所以，希腊人走的理性发展道路是一种“逻辑理性”，把“存在”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看待历史只能是“意见”。这也产生了对希腊历史学的影响。历史的撰述，如果是长时期的，那么就不能没有变化和发展；而一旦有了变化和发展，就又发生了是否可能成为真知识的问题。于是希腊最出名的史学著作都记述的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代史。而且这样做还有其求真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是当时的人记载当时的事，这才可能成为可信的历史。希腊文“历史”historia一词，原来的含义实际上是“考问”（inquire），主要是去追问目击者、见证人。人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历史的真知识。这显然是“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罗马时代。罗马人也重视写短时期的当代历史，即使当他们写长时期的历史的时候，像李维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写的也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历史；这也就是黑格尔所指出的“反省史”，就是用李维时代的思想模式铸造的罗马史，一部自古如斯的、不变的罗马史。
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
第二，关于古代中国的史学的反实质主义倾向。在商代的时候，人们是很迷信鬼神的。在中国的传统文献里，就有殷人重鬼神的说法，甲骨文的材料发现以后，这一点就更加完全地被证实。在殷商末叶周人势力迅速向东扩展的时候，殷大臣祖伊对纣王提出警告，可是纣不以为然，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坚信天命始终不变地是属于他的。结果殷为周所灭，“天命”（实际上就是政权或天子的地位）发生了转移，从殷人手中转移到周人手中。于是对于鬼神的崇拜，到了周代就有了一个变化。周以一个小国打败了一个不仅势力强大而且拥有“天子”地位的殷统治者之后，周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战胜了殷以后不是感觉到忘乎所以，而是周武王和周公这弟兄俩晚上心事重重地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到，从前的“天命”在殷人手里，转眼竟然会落到自己这个小邦周的手里，那么现在是不是该轮到自己被打倒的时候了呢？当我们看到周公能够想到这个的时候，不禁要赞叹，我们中国人原来是这样富有忧患意识的。周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思想家，他提出“天”和“神”是不可靠的。在《尚书》的许多篇章里，不论是对于周统治者的教诲，还是对于殷遗民的规训，周公都一再以夏商两代的历史说明，天命在谁是靠不住的；夏人有德于民，天就把天命交给了夏；夏王失德，商先君有德，天就使商革夏命，代夏为天子；殷商末王失德，天就又使周革殷命，代殷商而为天子。所以，天命是转移的，历史是演变的，而不变的只在一点：天命的转移是以民心的向背为归依的，于是“天”和“神”最后实际上就成了人心在天上的投影。这样，在周公的语言里（保存于《尚书》中），天和天命都原封地保留了下来，可是其中对于神鬼的迷信却被一种包着神道设教的外衣的理性所取代；而这种理性的核心是德，其存在的方式则是历史的。所以要总结历史教训，《尚书》周初诸诰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殷鉴不远” （见于《诗·大雅·荡》）的成语说明，中国人把迷信转化为理性的时候，其论证的依据就在于历史。这种思想后来被儒家继承下来。现在看，儒家并不是后来讲的“腐儒”。儒家讲“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是一致的。战国时的“五行说”讲的是“自然理性”，所谓“五行相胜”就是指金能克木，火能克金，水能克火，土能克水，木能克土等等，其实此说只不过借自然之五行以比喻人之五德（木德温和、生长；火德炎热、茂盛；土德中和、宽厚；金德凄凉、肃杀；水德严寒、冷酷等），而不是讲自然本身；战国时人们通常以为周代以火德王，按五行相胜说，水能克火，代替周的自然应当以水德王。所以，秦始皇自认为是水德的代表，要代周为天子，于是就自觉地实行残酷无情的统治，以严刑峻法治民。于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就发生了背离，但还是这种以自然理性出现的思想仍然保留有与“历史理性”的联系，其演变也是历史的。而且，这种五德终始说所标举的“德”，乃广义的、近乎中性的“德”（即“品质”“秉性”之意），此说以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德”自有其不同的标准。所以中国人的历史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过程，但都是“历史理性”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能够都叫理性吗？理性在英文中即reason，这个字是从拉丁文ratio来的，原本表示的是“计算”“考虑”“思考”的意思。希腊文里表示理性的字主要是logos。我们现在讲的英文的reason实际上是经过逻辑论证而得出结论的能力，那么理性是不是只有逻辑论证一途，还有没有其他的论证的途径呢？我觉得，做东、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要考虑这个问题。希腊人最初讲logos的时候也不是专指逻辑理性而言的，只要看看《希英大字典》就知道了，logos实际上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语言，作动词就是言说，另一个就是ratio，即理性。中国有没有与这个字相对应的字呢？有，就是“道”，道路的“道”。“道”也有两种意思，从客观上讲就是道路，引申为规矩、方法、道理、理性；另一个意思就是与logos一样的“说道”或言说。所以在“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经典式的语句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道”都是指道理或理性之道，而中间的“可道”之“道”，就是指言说或“说道”之道。中国的“道”概念中以后又衍生出“理”概念，“理”指在层次上是从属于“道”、并较为接近具体事物的道理，万物都各有其所以然之“理”。“道”统综万物之“理”，“理”是具体的，“道”是抽象的、所以有具体，有抽象，其间有逻辑的关系，自然也是一种理性。因此，不能说只有希腊人的逻辑推理才是理性。理性不止是一种，理性用于各个方面，至少可以分成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如果说在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公式里，道德理性还只是逻辑理性的一部分，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美德就已经是具有实践性的理性了。到了康德的时候，二者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说理性有“历史理性”，有“逻辑理性”，有“自然理性”，有“道德理性”等等。古代中国与希腊两方面都有这些理性，其差别只在于：在希腊，逻辑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则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三，再讲一点，就是“历史理性”和“逻辑理性”都是理性，但是，“历史理性”和“逻辑理性”之间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点就是“逻辑理性”要从“变”与“常”（就是运动和不运动）中重视其“常”的方面，以为真理要从“常”的方面去把握，比如形式逻辑不能讲A是A又不是A，不然就违反矛盾律了；而“历史理性”最根本的是讲真理只能从运动变化中去把握。时间允许我讲的就是这么多，请各位指教。
本文选自 《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6-4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