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美国文理学院荣誉会员，曾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
上帝来了，右手拿着圣书和天堂的许诺，左手拿着柏林的报纸《柏林人公报》。犹太人看见，伸手要了报纸。——这笑话是黑格尔说的，带有反犹意味。但它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真相：他们爱读，过去读圣书，现在读报纸，无论读什么他们都虔诚，虔诚地认为自己能从阅读中了解一切，尤其是历史和时间的内在流向。
跟犹太人有关的笑话是世间笑话的顶点，最妙也最高级。另一个笑话也关乎看报纸。一个犹太人走进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问店家要一份纳粹党的机关报看。店家告诉他“这报纸已经没了”。犹太人走了，次日又来，又要这份报纸，得到同样的答复后又走了。第三天，第四天……同样的事一再发生。最后店家终于忍无可忍，叫道：“你这人有病吗？我告诉你无数次了，这报纸已经没了，纳粹倒台了，连希特勒都死了！”
犹太人笑道：“我知道，我就是想听你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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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坦纳（1929—2019），这位堪称全面的、“大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讲起这些关于犹太人的“趣话”时，就仿佛在讲他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经历的一部分。他出身中欧，在报业最发达的时代里长大，这个行业里充满了犹太人的身影，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语言天赋，善说能写，又有着习惯漂泊奔波的特性，在与各国的人、各行业和各种文化的接触中，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失去了本质意义，他们的身份一般都是某个欧洲国家的公民，而当后人研究他们时，会觉得他们属于被欧洲造就的一类特立独行的“欧洲人”。
当斯坦纳谈起报纸时，他想说的话之多，生命感触之深，超过了任何读访谈的人的想象。他会想到，自己在还是个位数的年龄，就已经在萦绕着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和马勒的音乐氛围中开始看报了。他生在媒体网络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巴黎，而他的父母是在他出生前的1924年离开奥地利迁到这里的，因为他们嗅到了一种“对犹太人的有系统的、教条化的仇恨”，而到巴黎后，他父亲也是百般小心，因为他相信如果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发生，法国不会是主谋，却也会成为帮手。日耳曼人的音乐和文学，对他的紧张心情来说，是一种保护和安抚，但猖獗的反犹言论，透过报纸进入到斯坦纳阅读的范围之内。这并不全是坏事，因为具有反犹色彩的话语和报道，正是促使他形成身份意识的一种重要的力量。
当他完全了解到，自己是那个被攻击的民族的一分子的时候，他的家人带他移民去了美国。他就此住在了纽约。一直到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有一位法国作家洛尔·阿德勒前去拜访他，在谈话中，问起他“能否绘制一张反犹主义回潮的地图”（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能向斯坦纳提出来，因为知道他hold得住），斯坦纳这样作答：
“它无处不在。翻开报纸，总能看到各种袭击犹太人墓地和犹太会堂的事件。还有民族主义运动、右翼运动公然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所以，至少是暂时的，我想给出这么一个基本的假定：不管什么地方，那里再没有犹太人了，甚至都从未出现过犹太人，都会有一种对犹太人的仇恨……”
这些话，让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在于，斯坦纳说话时的情绪并不是愤激的，或遗憾的，他并不表达“纳粹屠犹的事情都过去了七十多年而且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居然还会有这种粗暴低劣的话语见诸报端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之类的意思。尽管当年读报时的印象依然鲜活，但他并没有拍案而起的意思。他是在思考的，饶有兴趣的，他年近九旬，仍然在不乏热情地从这些现象中思考如“我是谁？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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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犹太人的标志性特征，即醉心于悖论，在这些话里表露了出来。他说，在根本没有犹太人的地方，对犹太人的仇恨都大行其道；日本古往今来都没有犹太人生活过，可是一本口吻激烈的反犹小册子却在日本卖得很好——这就是悖论。为何犹太人总是最善于发现悖论，进而痴迷于此？因为犹太人生来就要面对重重矛盾。一个中欧的犹太少年，在19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很可能会憎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然而这种自憎，联手那些必要的犹太教育和仪式，又使他不由自主地珍惜自己无法选择的民族归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来自特殊的一群，这群人的共同点，就是有着“上帝选民”的自认和一个被一部圣书记录在案的、神神叨叨的版本的历史。
如果仅仅是抨击反犹主义，那对斯坦纳来说就太掉价、太无趣了，事实上，就是笑话里的那个反复问询报纸事情的犹太人，都不是像他嘴上说的那样，是想体会报复的快感。反犹，并非一般的流氓恶棍举动，甚至不能轻率地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它常常出于深层的心理动机，而犹太人在反犹的压力下得以被磨练、被塑造。
在和阿德勒的对话中，斯坦纳说出了这样的隽语——“我坚信上帝就是卡夫卡的叔叔，他不让我们活得轻松自在”。作家卡夫卡，他也是一位以中欧为背景的“大型的”犹太人物，是谈论犹太人的文化、文学和思维所绕不过去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叔叔”又该如何理解？
中译者对此语并没有做什么考察，也没有加注，我只能自行推断。在下文中，斯坦纳说起了他非常崇敬的一位20世纪作家，即法国人塞利纳，他说塞利纳写出了莎士比亚级别的杰作，然而这人又是一个反犹分子。据此，我想斯坦纳的意思可能是：上帝按说是犹太人的神，可他偏偏又创造了了不起的塞利纳来跟犹太人作对，这就像卡夫卡的名作《审判》中，主人公约瑟夫·K的叔叔卡尔一样：K蒙受了莫名之冤，但卡尔专程从乡下赶来，却胳膊肘往外拐，对着K好一通训斥，说“你把你的案子弄得一团糟，我们在乡下都被你丢了脸”等等。斯坦纳拿来比喻上帝的，可能就是这位K的叔叔。
正因此，事情才会变得复杂，也需要我们以复杂的思考来对待这些事情。对犹太人的憎恶，总能牵扯出那个特定的概念——“犹太人问题”，“问题”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可惜本书译者没能区分两者），其复杂程度，远非比如民粹党徒对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憎恨能够与之同日而语。斯坦纳说：“我想给出一个初步的回应，如今，在我时日将尽的时候，这个回应正让我觉得越来越可以信服了。”——这里的“回应”是“response”，但本书译者却译成了“答案”，这真是对斯坦纳的巨大曲解；他绝不会给答案，一个精于思考的人不会轻易说“我有答案了”，他是对一个题目做回应，做答复，“对这个问题我有话要说”。
他的这个初步的回应是：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和历史身份存续（endure）的时间太久了，足足有五千年。他的下一句话，乍一看是在赞许中国人，他说“世上唯一能有这么久的传统的民族是中国人”，但他随即就说，“然而，显然地，你必须考虑他们的人多”——与坐据远东、人口众多、历史文化遗产极端丰富的中华民族相比，犹太人，他们的民族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就如同一条流经乱石杂草的涓涓细流，貌似随时会消失，却又始终在那里。
犹太民族的持久生命是这个世上最大的奇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一个更加神奇的事实：犹太人不仅能宣称“我的民族在摩西和大卫（圣书中古以色列部落最为重要的两位领袖）的时代就存在了”，还能坦然地表示，如果摩西和大卫再生，我们能和他们自由交流，毫无障碍，因为我们用的语言完全一样。联想一下，我们中国人固然能说，我们的民族在秦皇汉武的时代就存在了，但能不能拥有犹太人式的自信，说假如秦皇汉武再世，走到我们身边，我们就能和他们随意唠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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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富有玄学意味的传承，让无数作者（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在处理类似的主题的时候，心中横生出了优越感，尤其是像前几年问世的《我的应许之地》这样的书，更是把这一点预设为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无上光荣。但是，在这里，斯坦纳却把自己抽离出了犹太人的身份躯壳，而拿出了好奇探究的态度：何以如此？何以在经历了大屠杀这样毁灭性的打击（一般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总数在600万左右）之后，犹太人的数量竟比大屠杀之前还多？“究竟是什么令犹太人想要继续做犹太人，既然上帝晓得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
这时你会发现，斯坦纳从一个“回应者”悄然变成了“提问者”，他说，他宁愿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也要提这个问题：当大屠杀的真相披露于世后，犹太人理应想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理应懂得做犹太人的结局可能多么悲惨，但为何即便如此，他们还在坚持生孩子，并坚持做犹太人，以至于总人数在战后几十年里还能增长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提问的热情超过回应的热情，斯坦纳就真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一个天生的精英主义者了。每个犹太人都是精英主义者——这种判断也是促成了反犹情绪的来源之一。他接着讲到了一个内坦·沙兰斯基的轶事，沙兰斯基是个苏联的犹太裔异议分子，曾入狱九年，当他被带去天寒地冻的科雷马劳动营时，他厉声呵斥看管他的俄国警卫，还在那里跳舞。“俄国警卫似乎很害怕他。”这段轶事并非一定属实，但听起来是那么的可信，让我想起另一位犹太裔俄国知识分子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在一篇散文里说到的事：有一个犹太人被关进劳动营，别人都在威逼殴打之下苦着脸的时候，唯有这个人，他仿佛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整天步履从容，干活时时而兴奋，回营房后倒头就睡，从不理会环境有多么恶劣。那些狱卒对别人颐指气使，见到这个人却会收敛脾气，很少刻意刁难他。
这里的存活之道，不仅是关乎体力的，更是关乎意志的。犹太人具有非同一般的意志力（在此可参看斯坦纳回忆录中关于他父亲的一些描述，他父亲体弱，但文化素养极高，求知欲旺盛，是典型的意志力），他们“拒绝消失”。这种拒绝，这种来源不明的、无法解释的活着的状态，激怒了其他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斯坦纳其实是有了结论的：犹太人所认为的，他们与他们的上帝之间，与他们的先祖之间的超强的纽带，带给他们一种独特的目空一切的气质，你管它叫傲慢也好，叫疯狂也罢，它一直在激发其他人对他们的仇视。所以，作为民族的犹太人延续多久，反犹现象就会持续多久，但反过来，如果后者不存在了，前者大概率也要式微——犹太人的生命力和反犹的生命力，实为两翼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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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斯坦纳的著作时，必须静心，肃然，但不必紧张，而要带着一份从容的、有微笑的谢意，哪怕是这本小得不能再小的访谈录也一样。斯坦纳无论谈什么，无论给出怎样的睿见，都不曾露出骄矜的意思。当话题转入犹太人的时候，他首先是个好奇者，推究者，让他享受的与其说是他所谈论的事实或问题——比如犹太人为何能存在五千年之久——不如说是这类问题所引起的津津有味的推究过程。身为犹太人，他从来就无需考虑为自己的思考和想象盘曲不断且天马行空而向任何一个对话者道歉，因为他在这方面不仅有天赋，更有一种“天职”。
更大的原因在于，他对于自己能够开展这些智识活动，一向是抱持感激的——他因为自己能读到如此多的好东西而感到幸运。访谈录中其他各个篇章，各种主题，无论是谈女性，谈书籍，谈德国哲学，谈法国文学，谈卡夫卡，谈犹太人的上帝……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会让你看到，他仍然保持着当初获得这些洞见的时候的那种热情，那种惊喜和感动。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书中关于塞利纳的一段话：
“《茫茫黑夜漫游》让塞利纳成为法语世界中最伟大的魔术师之一，与拉伯雷比肩。但他的伟大还不止于《茫茫黑夜漫游》。他流亡丹麦后所写的三本小说《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北方》和《里戈东》（现在很少有人读）有非常出色……我用词一向谨慎，但这个可怕的男人有着卓越的创造性的诗意。他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作为一名读者，作为一名教授，我亏欠这些文本很多。它们滋养了我的思想和存在。”
塞利纳的影响至今还主要限于法语世界，够不上一个国际级经典作家的标准，但斯坦纳谈起他，尽管语若珠玑，却保持着有如一个如获至宝的文学爱好者一般的“惊奇态”，完全不像什么话语权在手的大批评家。接着，他又说到塞利纳的一些反犹倾向严重的作品，塞利纳曾叫嚣要把犹太人都扔进焚尸炉，以至于战后不得不流亡丹麦。对这些“糟粕”，斯坦纳更不做声色俱厉的指控，而是说：我最大的运气就是不必去遇到文本背后的真人。
这些语句里浮现出了大智慧的模样。对他来说，“成为犹太人”带给他的荣耀感，主要就在于智识追求上的热忱、勇气和无限深刻化。他为自己能够写书为荣，为自己的家族里盛产高校学者为荣。除此之外，犹太人的智识热忱还是与道德水准正相关的。他说，21世纪的西方世界，至少在一个方面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大幅的道德堕落，然而，在见诸报端的校园性侵事件中，他尚未见到一起是发生在犹太学校里的。“所以我想，或许，成为犹太人就意味着成为这么一个人，他永远不会虐童，永远不去折磨别人。以及，当他读一本书的时候会手持铅笔，坚信自己会写出一本书来，比这本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