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中世纪历史研究和陈述上，黑死病是绕不过去的一环。甚至很多历史学家将中世纪农奴制的结束、工商业的发展和宗教影响力的下降都归于黑死病。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也曾经多次爆发大瘟疫，但相关记录却一直散落在正史的边角或者私人的笔记中，在史学研究上也一直鲜有提及。
中西方古人对大瘟疫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很多人兴趣，一些人将这种差异归结于中国人心理素质高，承受能力大，而中国人心理素质高，承受能力大的原因又是因为中国人经受的苦难比西方多，遭受的人祸比瘟疫惨烈。
对这种看法，我不能说没道理，但它却忽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当时的中国比欧洲先进，而且这种先进不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文化上。
首先，中国在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医学水平都要强于欧洲。
我国的医家从汉代就开始研究瘟疫，他们对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是世界上最早的。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更是世界第一部专门阐述传染病的医学著作。
虽然中医对鼠疫等传染病的解释是错误的，虽然中医没能提出治疗鼠疫的有效方法，但中医至少从科学角度对鼠疫做出了解释，将鼠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
而且，中医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虽然不科学，但却有实际意义，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气温急剧变化导致鼠疫、流感等病毒变异），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传染病的传播方式），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对一些瘟疫有效，或至少起到安慰剂的作用）等。
中医的成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鼠疫等传染病的危害，而且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让他们在面对瘟疫等灾难时，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不至于陷入世界观崩塌的可怕境地。
反观欧洲，由于教会的势力太强大，几乎任何事都要从神学给出解释，但在黑死病面前，一切神学解释都变得苍白无力，人们彻底陷入茫然无措，这种恐惧和震撼是中国人很难感受到的。
其次，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国。
我国古代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却始终分散在农村。这种较为稀疏的人口分布加上相对较高的医学水平，使鼠疫在我国的传播不至于像欧洲那样猛烈。所以，看看我国的传染病史就会发现，我国虽然频繁出现瘟疫，但很少出现同一传染病，在一个区域，在几百年间反复出现的情况。
最后，中国不是个神权国家。
我国很早就实现了政教分离。中央政府以儒学为基础，建立起了坚实的政治哲学体系，而这套体系的基本架构是：民意→天意→君权。
因此，在遇到瘟疫时，中国古代政府虽然也将其视为上天的惩罚，虽然也举行一些祭祀仪式，但他们主要是将这种惩罚视为自身的过失。他们如果想摆脱惩罚，就必须救护民众。所以，即便是昏庸的君主，如东汉桓灵之流，在大灾之年，也要动用国家力量救护百姓。
基于这种认识，再加上医学的发展，古代中国政府逐渐发展出一套应付瘟疫的方法，如疏散、隔离、赐药、掩埋尸体、保证水源安全等等。这些方法不但能缓解灾情，而且能减少民间恐慌。
所以，在中国古代，瘟疫虽然频繁，但人们普遍能以较为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些天灾。
再看欧洲，由于教会力量强大，人民迷信，神权的地位相当稳固，因而在遇到瘟疫时，教会可以轻易地将“出现灾难的责任”转移给信徒。“生病是因为个人有罪”，“瘟疫是对不虔诚的人的惩罚”，是当时牧师解释黑死病最常用的借口。
但问题是，黑死病来的太过猛烈。不管人们是排着队互相鞭打清洗灵魂，还是把财产权捐给教会赎罪，都无法避开黑死病的魔爪，甚至连很多受人尊敬的教士都死于黑死病。这种绝望和无助导致了欧洲人信仰的崩塌和几百年的历史伤痕。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黑死病是欧洲出现文艺复兴，继而走出黑暗中世纪的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