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王在秦国历史上并不怎么出名，主要是他的前任和后任都太出名了，祖父秦孝公行商鞅变法，父亲秦惠文王首称秦王，弟弟秦昭襄王打赢了长平之战。秦武王最后逞强举鼎而死，沦为世人笑柄，但他承上启下两代雄主，其个人也不是庸碌之辈。虽然在位仅四年，但无论是政绩，还是战绩，他都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先来看看《史记·秦本纪》中关于他的记载。
加上标点符号也就二百余字，可信息量还是很大的。秦武王平定蜀乱，将蜀地彻底纳入秦国治下；攻拔宜阳，为秦国在中原腹地打下一块稳固根据地；扫荡义渠，为秦国赢得了稳定的后方。除了打仗，秦武王在政务处理上也很有想法，丞相一职就是由他首创，发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先声。在外交上，秦武王尝试了很多新思路，如拉打并行，分化魏韩，联越制楚等，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很多借鉴。
秦武王为秦国守疆拓土，尤其是建立三川郡，让秦国从不可忽视变为举足轻重。
自秦孝公推行变法以来，秦国国势复振，一扫春秋中期以来的颓势，重新成为一流大国。经历孝公、惠文王两代经营，秦国疆域面积增加数倍有余。但是秦国的扩张成果含有不少水分，西北的新领地一直受到义渠诸部的威胁，陕北的河西之地人口稀少，南方的蜀地路途险远，对关中的支援也不大。至于富庶的关东方向，尽管秦国打了不少胜仗，却鲜少能取得稳固地盘。所以在秦武王之前，秦国还是一个标准的关中诸侯，进一步说就是局限在一隅的西方霸主。
秦武王则为秦国迈出了重要一步，他夺取了韩国的宜阳，并设置三川郡，宣示秦国东出的决心。有了这块前进基地，秦军可以更有效地威胁韩魏和周室，南下伐楚也有了更佳的选择，这对秦国东扩意义非凡，也令秦国正式成为统一天下中的顶级玩家。
秦人不是没想过在关东夺取基地，为此秦国朝堂上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辩论。当时蜀地爆发战乱，司马错建议秦惠文王趁机伐蜀。但张仪认为更该集中军力攻取宜阳，挟天子以令天下。司马错则坚持认为秦国国力尚不够强，占据宜阳必定会刺激关东诸侯，万一他们就此联合伐秦，秦国招架不住。与其如此秦国还不如攻下蜀地，一方面可以获得蜀地的资源，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也不会威胁到关东，不致于引得反弹。秦惠文王最终选择伐蜀，秦国就此拓地千里，但也推后了东出的步伐。
这场辩论后十年，秦武王便从容打下了宜阳，他靠的不止是蛮力，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秦武王刚即位就平定了再次叛乱的蜀地，稳固了南方；同年讨伐义渠、丹、犁诸部，稳固了西方。随后秦武王在朝内开始为东出造势，他曾对丞相甘茂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意思就是我很想亲自去看看周室的样子，话虽不多，但个中豪情很容易感染人。秦国国内很快再次掀起东出的舆论浪潮。秦武王彻底没了后顾之忧，这才进兵宜阳，并将它永远变成了秦土。
秦武王在政务方面最大的动作是在相邦之下增设了两位丞相，弱化了相邦的职权和影响，将权力进一步向秦王集中。
秦武王在第二年封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辅佐相邦主理国务。这一出明显是针对相邦而来的，牵扯甚广，关系到秦国国内诸派系势力的重新洗牌。
秦武王一直以爱恨分明的面目示人，即位伊始就强行驱逐了功勋卓著的张仪和魏章，理由就是很简单的不喜欢。但是观秦武王后来的举动，他好像应该很支持张仪才对。之前的伐蜀之辩中，张仪主张伐宜阳，秦武王后来便这么做了，张仪主张连横，即联合一国进攻另一国，秦武王亦是这么执行的，而且范围还扩大了。因此政见上两人并无分歧，张仪令他反感的是其魏人的背景。
秦惠文王后期，秦国引入了诸多魏人，张仪、魏章都是魏人，甚至连秦武王的生母也是魏女。魏国人已经成为秦国朝堂上的重要力量，左右着秦国的国策，长此以往必将影响秦国的壮大。秦武王不想受制于魏系的身份，他想恢复秦国朝野上各系势力的平衡。
秦武王一上任，就先和魏襄王举行了会盟，表达了秦魏友好。做足姿态后就蛮不讲理地驱逐了魏系集团的核心张仪，给了魏系当头一棒后，又娶了一位魏女为王后。秦武王的一拉一打让人很难摸到头脑，猜不透他对魏系和魏国的真实态度。紧接着，秦武王任用樗里疾、甘茂为丞相。这两人的身份也很有讲究，樗里疾是他的叔叔，代表宗室力量，同时又因生母为韩女的缘故，也是秦国国内韩系势力的代表。甘茂则是楚国人，代表的自然是楚系。
魏系、韩系和楚系正是秦国朝堂上最重要的三大外来势力集团，秦武王打压过于强大的魏系，扶持楚系和韩系。正是因为朝堂上的制衡，秦武王取得了对朝野的绝对控制权，这才可以大胆推行东出主张。不管是他伐韩，还是悍然进兵周王城，都不会在国内感受到阻力。
秦武王的一系列制衡措施，提醒了继任者削弱相权与加强王权的重要性，国策才不会随宰相的变更而变化。但是集权的趋势在秦昭襄王时期被打断，直到秦始皇时，国君集权体制才在秦国得以确立。
秦武王在位期间也搞了很多外交活动，进一步强化了连横政策，令秦国拥有了更大的战略自主权。
秦武王即位时“韩、魏、齐、楚、越皆宾从”，这份宾客名单很是不同寻常，少了一个曾经很是活跃的赵国，多了一个和秦人八竿子打不着的越国。这份敏感的名单反映着秦武王即位初期的国际形势。
秦惠文王后期，韩魏两国在秦国的打击下疲态尽显，不得不和秦国结盟，秦国也多次派兵帮助魏韩攻击燕齐等国。既然韩魏已是盟友，秦国将主要打击对象定为有了复兴苗头的楚国。正是感受到楚国应对秦国时的软弱，被楚国压制的越国试图同秦国建立同盟，以减轻楚国带来的压力，这便有了越国的突兀加入。而赵国面对秦国的压力，则采取了战略收缩策略，试图谋求中立国的地位，所以不参加任何敏感的会盟。
面对这一局势，秦武王的外交策略是延续秦惠文王的路线，但在细节上又有了改动。
首先，弱化了秦魏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对内打压魏系集团，对外攻取韩国的宜阳。这样做的好处是让秦国在处理魏韩关系时有了更大的伸缩空间，同时恐吓魏韩来主动加强同盟。其次，中断大规模伐楚行动，改用联越制楚这样的温和手段，在楚国的大后方埋下钉子的同时，还能减轻秦军日益繁重的军事任务，更好地消化新得地盘。
秦武王的外交举措已经有了后世“远交近攻”的雏形，一定程度上让经历长年累月战争的秦军得到踹息。事实上直到秦昭襄王前期，秦军的军事活动明显减少。诸侯间最显著的战略态势还是秦魏韩共抗楚国，秦国不再是众矢之的，这也是秦武王留给继任者最大的政治遗产。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秦武王在“六世”中承上启下，他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