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博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山水诗画，顾名思义是指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和绘画创作，在诗画合璧之前，山水诗和山水画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审美体系。作为文艺创作的审美对象，山水在玄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诗人画家们的充分关注，产生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和以宗炳为代表的山水画理论家。宗炳将自然山水与作家的怡情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升了山水画的“畅神”功能。
随着诗画艺术的发展，二者相互交融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题画诗的广泛创作，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宋元时代的审美风尚。北宋山水画大家郭熙正是通过对古典诗词的涵咏来体悟诗性思维，激发创作兴致。而元代诗人善题画，画家善写诗，也成为那个时代普遍的文艺现象。
元代是中华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的时期，对于持有不同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山水诗画是超越语言差异、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各民族共享的一种中华文化符号。
云横秀岭图 高克恭/绘
早春图绢本 郭熙/绘
西域人高克恭是元初有名的民族诗人画家，时人王士熙在题记他的《青山白云图》时说：“其作山水，人家多有之，珍藏十袭，其价甚高，为大元能画者第一”。（《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画卷十七）明初诗人张羽在《临房山小幅感而作》诗中，更将高克恭与赵孟頫相提并论，他说：“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静居集》卷三）可见高克恭声名确实非同一般。高克恭深受华夏文明的熏陶，除了外在体貌还保留着西域民族的特征外，其志趣与爱好已然与华夏文人融为一体。诗画艺术是促成民族认同的因素之一。作为呈现作家心性的载体，诗歌与绘画的直观性与抒情性最能打通民族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多民族文化认同。高克恭是较早奔赴南方任职的色目官员，江南山水的秀美与清丽深深吸引了这位诗人，仰慕高克恭的书法家邓文原在《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写道：“在杭爱其山水清丽，公退即命僮挈榼，杖屦适山中，世虑冰释，竟日忘归。”（《巴西集》卷下）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留恋，大概是每个民族都无法割舍的情怀，在各民族的诗歌或格言中，我们经常会读到以自然万物为意向的情感或智慧的表达。如藏族的《萨迦格言》：“智者是学问的宝藏，他们拥有智慧格言；大海是江河的归宿，百川都会奔向大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中的山水审美便融入了丰富的人文意蕴，流连山水间，不仅可以追思往来，颐神养气，还有助于培养诗情画意。高克恭的诗与画在人类共有情感基础上，得到江南山水的滋养，呈现了独特的古君子之风。在复古思潮浓郁的江南文坛，南方士人看重共同的兴趣与雅致，所以高克恭的才情与创作被接受、推崇，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浙东士人柳贯在《跋鲜于伯几与仇彦中小帖》中说：“故游仕于南，而最爱钱塘山水者，予及识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几、郭祐之。仲芳、彦敬兴至时，作竹石林峦，伯几行草书入能品，贡父、祐之与三君俱嗜吟，喜鉴定法书、名画、古器物，而吴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数人。”（《柳贯诗文集》卷十八）北人南仕或南人北仕，是元初平定南方之际，元廷经略江南的一种政治需要。这种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人群体的频繁交流，而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便是诗文书画。对于高克恭而言，他的山水诗画成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言。大德元年，高克恭借助酒兴挥毫泼墨，为钱塘诗人画家仇远画了一幅《山村图》，此图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引起仇远、周密等人长久的共鸣，仇诗说：“高侯丘壑胸，知我志幽独，为写隐居图，寒溪入空谷。”周诗说：“何当赋归田，初志遂所惬。”（《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画卷十七）山水林泉之趣，关联着士人深深的隐逸情怀。隐逸在中国文化生态中代表着一股“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清流，而在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一种闲散与适意，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体现为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和自我修行。观想山水诗画，体味的虽是自然灵趣，但收获的却是“高尚其事”的文人风雅。然而，正是这种雅趣凝聚了元代多民族间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在元代中后期流传着一个芦花被的故事，也与元代士人的山水隐逸相关，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贯云石。贯云石在元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名，如同“酸斋”名号在曲坛的声望一样，“芦花道人”的名号也广为人知，后一名号便取自“芦花被”的故事。庐陵欧阳玄在撰写贯云石的神道碑时记载到：“尝过梁山泺，见渔父织芦花絮为被，爱之，欲以绸易被。渔父见其以贵易贱，异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公援笔立成，竟持被往。诗传人间，号‘芦花道人’。公至钱唐，因以自号。”（《圭斋文集》卷九）与高克恭一样，贯云石也是一位对山水林泉充满向往的民族诗人。他的祖父在平宋过程中为元廷立下赫赫战功，而他却对这种可以世袭的荣誉毫不吝惜，在将爵位让给自己的兄弟后，他退而与朋友徜徉于山水之间，终日唱和，浩然忘归。云石自称“宦情素薄”，在其第二次辞官归隐之际，他乘船游历了山东的梁山泺。在船上，他忽然注意到渔夫的一席芦花被，甚是喜欢，便提出以绸缎来交换。渔夫感觉这个儒雅的年轻人非同一般，就提出以诗歌来交换这芦花被。云石立刻挥笔赋诗，赠诗易被，后来就自号“芦花道人”。这个故事显示出贯云石不计名利、萧散淡泊的文人个性。他的赠诗也流露着留情自然、放浪山水的清雅之趣。诗云：“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芦花被》，《元诗选》二集卷七）
贯云石这首因山水而得名的《芦花被》，在元人乃至明清诗人中产生大量的追和作品。追和的原因，就在于这首诗引起了士人群体的共鸣，无论是沉沦下僚的失意才子，还是念念归去的庙堂之士，甚或隐逸山林的方外之客，当他们在传颂这样一首充满天真之趣的作品时，对作者的洒落与淡泊应该充满了敬意。庐陵张昱《题贯酸斋芦花被诗后》写道：“风流满纸龙蛇字，传遍梁山是此诗。”（《张光弼诗集》卷六）金陵谢宗可《芦花被》写道：“软铺香絮清无比，醉压晴霜夜不融。”（《元诗选》初集卷四十二）更有意思的是，好事人直接将贯云石的这首诗绘成了诗意图，此图在元末明初受到文人的广泛题咏。元末画家王冕有题《芦花道人换被图》，诗曾云：“高昌野人见几早，发须不待秋风老。脱身放浪烟水间，富贵功名尽除扫。”（《竹斋集卷下》）对这种潇洒的文人风致表达了由衷的欣赏。据明初瞿佑记载，另有一幅诗意图由钱塘人邱彦能收藏，画卷题诗者有贡师泰、吴子立、吴敬夫等人。由元入明的吴敬夫对这幅画在朝代鼎革之际的流传与题咏感慨万千，题诗写道：“高情已落沧洲外，旧梦犹迷白鸟边。展卷不知时世换，水光山色故依然。”（《芦花被》，《归田诗话》下卷）尽管时代变了，但这阅尽世事沧桑的自然山水没有变，承载着山水的诗人情怀也没有变。山水诗画，在这里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其志”的隐逸情怀，这种情怀穿透了时空的隔阂，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成为打动不同群体的万古之情，并将各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联结在一起。
对于多民族交融背景下的元代社会，山水诗画凭借人类共有的生态意识与诗性思维，加深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了解，并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了解这种文艺现象，对今天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无借鉴意义。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8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