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第三代，因为有父祖开创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当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因为蒙古人的传统，免不了还要学习驰马疆场，但是也有了条件接受一些较好的教育，和起于草莽的成吉思汗迥异了。1251年，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由此可见，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所以，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有一个当时叫做“子聪”的和尚，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改国号、制定朝仪的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他祖籍瑞州，世为辽朝官宦大族。曾祖父任金朝邢州节度使，家居邢州，所以从他祖父刘泽始为邢州人。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刘秉忠拜见元世祖后，元世祖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元世祖甚是宠爱，留其身边供职。
刘秉忠受命后以天下为己任，凡国家大小事务，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得皇帝宠信。所推荐和提拔的人，后都为名臣。至元三年（1266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
至元六年（1269年），刘秉忠订立朝仪，制定官制，朝见皇帝礼节、百官的服饰及俸禄等。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
公元1271年12月18日，由刘秉忠领衔，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兴，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取自于《易经·乾篇》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句话。其中大元中的“大”字并非类似大汉，大唐那样的尊称，因为统治者是蒙古人所以又叫蒙元或胡元。为此，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公告天下。
自秦以后，中原王朝传统上不再以族名为国号，以此显示皇帝超越民族界限、为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意思是他要统一四海，继承华夏历代“百王”的正统地位，必须有一个承接汉文化正统的的“美名”。这样，仅仅用“蒙古”这个民族的名称，已不足以表示新王朝的涵义。至于选用什么样的国号，这份诏书中说“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忽必烈又曾说：“昔为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大意是：秦、汉国号源于其兴起之地的地名，隋、唐的国号源自其开国皇帝在前朝受封的爵位，这种拘泥于百姓习惯了的称谓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要让它覆盖整个天下就显得有失偏颇，不足效法。所以新国号定为“元”，“元”的意思是大，但是“大”尚不能完全表达新国号所应有的含义，而“元”可以解释为大到极点，因此才被采用。
一年后，在刘秉忠规划下，元帝国建都于金国中原的大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