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荣辱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强大后盾。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几乎都是通过对旧政权的覆灭来实现改朝换代的，因此他们几乎都把军事力量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军队能否具备有效的战斗力和对国家的高度忠诚，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至于如何建立军队对国家的绝对效忠，除了对军队进行意识形态的培育以外，还要给予从军人员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激励，也就是所谓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两汉时期，这种激励的呈现方式是军功爵制度。西汉军功爵制度的历史渊源
在军功爵诞生以前，封爵制度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早期政权中。在周朝的周公改制之后，确立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度，然而这一制度是与分封制和宗法制相适应的，他们均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原则，且授爵的范围仅局限于王侯将相之家，普通百姓根本没有被授予爵位并跻身行政或统治集团的机会，因此那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阶层固化相当严重的时代。
进入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后，诸侯之间的军事争霸与相互攻伐趋于白热化，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关乎国家存亡的头等要事，政权的覆灭可能只在旦夕之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这种道理。因此想方设法地提高军队战斗力成为每一个诸侯国都无法回避的命题。
秦朝的措施与中原六国不同，它选择了一条制度化的“强军”之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化体系化的军功爵制度，正是起源于秦国。商鞅对国家机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对腐朽的贵族爵位制度进行了手术刀式的去疴除弊。
他一举改变了爵位只能授予王侯将相之家并永续相传的百年传统，废除了大量奴隶主贵族继承百年的爵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将军功作为爵位授予的唯一标准而不再过问家世门第，这样平民百姓也有加官晋爵的渠道，且与爵位相匹配的还有免役、封田、房屋和社会声望。真的可以说是一人授爵，全家得益。
这样一来，百姓不再将应征入伍看做是统治者的胁迫，而看做是光耀门楣、飞黄腾达的首选途径。于是在秦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人人乐战”的尚武风气，更形成了一支令中原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从而将秦国打造成了一台战争机器。
汉朝的政治制度是对东周各国制度尤其是秦制的集大成者。汉朝虽然是秦朝的掘墓人，但是秦朝的军功爵制度为汉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军功爵制度。
脱实向虚的汉朝军功爵
秦亡以后，汉承秦制，其中就包括成功实现秦国“强军”目的的军功爵制度。在这个新生的朝代中面临着与秦国不同的国情，军功爵也必然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演变。在汉朝，军功爵演变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汉高祖刘邦时期。作为一代布衣皇帝，在长期起兵反秦的过程中，诸将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大汉王朝建立最关键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在战时刘邦就高度重视通过军功爵（晋爵增封）的方式来鼓舞士气，力图在与秦军乃至楚军对峙时争取战斗力上的优势。
西汉建立后，刘邦更是对几乎所有的功臣将士们大举赏爵，这些人大多数都曾随刘邦军队作战，因此造成了“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的局面。据李开元先生推算，汉初有多达60万人被赏赐爵位，如果算上所有因晋爵而受益的人则有300万人之多，是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军功爵泛滥化的开始。
第二阶段是刘邦死后吕后专政时期。吕后首先打破了“非刘氏不得王的承诺，对吕氏子弟大举分封授爵；其次取消了“非有功不得侯”的标准，实行“普惠制”的授爵，尤其是大规模赏赐所谓的“民爵”（八级公乘以下的低等爵位）来收拢人心，企图取得天下百姓对吕氏专政的认可；然而，随着“民爵”数量大增，全国现有的资源也难以再提供爵位附带的物质奖励，因此大幅削减乃至取消了物质奖励。此时爵位的象征意义已大于实际意义。
第三阶段是文景时期，由于该时期匈奴对汉初的国防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为了适应抗击匈奴的需要，建立了输粟买爵制和徙边赐爵制。输粟买爵制与秦朝耕战结合的制度比较类似，就是百姓可以多向国家充公粮来得到朝廷赐爵位的奖励，而徙边赐爵制则是通过赐爵来诱人戍边，以充实军伍。
由于这一时期爵位作为身份象征的思想仍然被社会所认可，因此两大制度的实施对于刺激农业生产和鼓励百姓应征入伍、加强国防等方面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爵位也随着赏赐趋于广泛化而不断贬值了。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时期，在此时期有两大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随着汉朝国力增强，汉武帝加强了对匈奴势力的大规模反攻，另一方面军功爵的泛滥和贬值程度也由于汉朝早期一系列措施的叠加而大大加深，也从侧面说明军功爵对军队的激励作用也难以为继了，汉武帝就在军功爵之外又设立了“武功爵”。
然而这种爵位的性质与军功爵截然不同，获取此等爵位的途径就是出钱买爵，其目的是筹集军费军饷以维持军队在常年征战中巨额的日常开支。
武功爵能够为被授爵者带来的，是出仕做官的机会和免除因犯罪而被判处的刑罚。然而这种措施却很容易与军功爵相互混淆，为后来奖赏的折算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也进一步冲击了军功爵制度和加剧了军功爵的泛滥化。
第四阶段西汉中后期到东汉。西汉后期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再加上察举制的广泛实施，前者就会凭借雄厚的财力与广泛的人脉促使地方长官举荐豪强子弟进入朝廷，左右朝政，这因此引发了中央政府的警惕，因此在军功爵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一方面由于豪强在地方和中央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力，对西汉后期的地方智力、财政等问题上都可以给予中央支持，因此通过给豪强授爵来加以，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为了制衡豪强在中央的实力，朝廷大批任用外戚、宦官等势力，并通过授爵来彰显其地位。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这一事件，标志着这种力量对比完全失衡，而讽刺的是当刘秀起兵光复汉室之时依靠的依旧是豪强地主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东汉六大家族——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家族，从此东汉的政治格局呈现出的是皇室与豪强共治天下的局面，东汉政府已经彻底成为豪强地主利益的代言人。
而相应的军功爵制度也彻底沦为特权阶层维护一己私利的工具，尤其是高级爵位被高层所垄断。例如，光武帝至桓帝期间，南阳的阴氏、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11名皇后中输送了9名，6名大将军中输送了5名，东汉初年刘秀就是违背了本心而被迫与郭圣通进行了政治联姻。
另外，对于将士们的激励也不再以赐爵位为主了，而是直接给予有限的物质激励，例如赏粮、赐地几亩、减免刑罚等，但总体上奖励是非常微薄的。随着军功爵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凋亡，民众对于爵位的追求热情也逐渐消退。
这种现象在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的文章《爵论》中早有记载：“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近世爵废，人有小功，无以赏也。”正因如此，爵位已经失去了追求的意义——它不仅无法给授爵者以物质的富足，也无法成为其社会地位的象征。
东汉末年的军功爵早已经徒具形式、脱实向虚了。军功爵的盛衰折射出社会形态的演变
军功爵起源于秦亦兴盛于秦。作为军功爵最早的创始国，秦国对于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也是最彻底的，它不仅沉重打击了秦国的旧贵族势力，还极大调动了基层参与国家治理尤其是军事国防的积极性，国家也因此制度而发掘出大量智勇双全的人才而高度重视对基层人才的选拔，也就是所谓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然而这一制度从秦朝过渡到两汉之后便逐步走向没落，空具一副外壳了，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战国时期相比，汉朝的社会面貌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是各路诸侯并起的大争之世，军功爵的实施是一个国家增强国力以求生存乃至吞并他国的必经之路，军功爵的应运而生，就是因为顺历史趋势而行而迸发出了勃勃生机。
而汉朝则已经建立了大一统国家，社会局势趋于稳定，战事逐步平息，这时候国家的内部治理更需要的是熟读儒家经典、精通政令的文官管理人才，因此客观上军功爵已经逐步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以古人所云，就是“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
其次是其他人才选拔和晋升制度的兴起，例如察举制和征辟制也为人们提高社会地位提供了可选择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一批新地主豪强势力的崛起，爵位制度也逐步与社会基层无缘，反而成为维护豪强特权的工具。
因此，对于军功爵由盛转衰，我们很难定义这种趋势是进步还是倒退，但至少反映了社会多方面正发生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旧的社会形态也在悄然经历着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