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太学萌芽于先秦时期，太学和其他机构混杂在一起，非单独存在，到西汉汉武帝时期才成立正式独立的太学，主要教授儒家经典，培养的太学学生优异者将会选拔为官员，是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
汉光武帝也是太学生出身，对此深有感触，建立东汉后就开始重新修建新的太学，为王朝培养有用的人才。
东汉进入太学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原则的，一般的人不能随便进入太学上学的。东汉时期明确规定进入太学学习人员的要求：第一，年薪超过600石的官员子弟，包含600石的官员子弟。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官员的子弟，司马迁任职的太史令就是600石的官员。第二，郡国高材明经者，也有国家明经考试落第的人。明经指的是通晓经书的人才，有下面的郡县或者郡国推荐，也有参加国家考试落第的人员。第三，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
东汉的太学生大都是官宦子弟，也有较少的贫寒家庭的人员。太学生的附属人员也可参加旁听，也就是旁听生，这些人如果通过考试也可以任命官员。相当于现在勤工俭学的附属人员。官僚子弟有俸禄，生活比较滋润，而贫寒的学生很多都要靠自己来解决上学问题。
通过太学的教育，为王朝培养了一批儒家学者，有很多进入到官僚系统任职。东汉时期采取两年一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一年一选拔，选拔的方式就是考试，当时称为策试。考试分为甲乙两种，考试的老师选择题目让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这一题目形式固定；第二种则是由学生自己抽取考试题目回答，称为“射策”，参加不同的考试选任的官职也是不同的，后者明显要高于前者。
东汉汉桓帝时期，将策试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考试成绩分等级，授予不同的官职。
太学的目的就是宣扬儒学，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
东汉太学生运动和太学的衰微。
东汉前期，太学经过大力的修建，太学最昌盛时期学生达到三万人，聚集了王朝不少的精英人士，为东汉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太学作为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在建立之初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机构，而是和政治紧密相连。西汉时期就有太学生联合起来抗议王朝对一些政治人物的处理，显示了正义的一面，王莽为了篡权，收买了一大批太学的学生为他摇旗呐喊，显示了黑暗的一面。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双方交替登场，官僚腐败，最大的体现就在选拔官员上。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举孝廉，东汉时期王朝推崇孝道，这是选拔孝顺的人加入到政府中来；第二种是察举，是由地方考察、选拔的人才推荐给上级或者中央政府，考核后任职；太学生选拔的官员则称之为“学选”。
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导致王朝的选官制度受到极大的侵害，当时流传这样的记载：“举明经，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举孝廉，浊如泥。举良将，怯如鸡。”
举荐的通晓经书的人才却不学无术，举荐的孝廉之人的家庭却是儿子和父亲分开居住，将年老的父母撇在一边。被举荐的人只要有钱、有关系就可以了，进入国家的选官程序。三国时期的董卓就是内部关系举荐的“良将”。
东汉太学作为学术机构和官员的选拔之地，形成了一种品评官员的“清议”的氛围，对王朝的各级官员进行评价，褒贬不一。东汉前期很多官员都畏惧太学的这种“清议”，对腐败是一种遏制和打击的作用。
汉桓帝刘志时期，他依靠宦官夺回权力，重用宦官，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赤字，采用了卖官鬻爵的办法，只要有钱可以买到很多官职，官场一片乌烟瘴气。
以太学为首的一批清流们，对宦官们为非作歹很看不惯。而宦官在延熹九年（166年）汉桓帝大赦之前公开犯罪，然后借助大赦可以免罪，太学以及太学出身的一批官员对宦官在大赦之前的犯罪严惩不贷，不考虑汉桓帝的大赦。
汉桓帝得知情况后对太学生和太学出身的官员进行打击，很多士人逃亡，最后多亏了汉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出面，太学生和太学出身的官员才逃过一难。
汉灵帝即位后宦官和太学生、太学出身的官员、同情太学的官员准备清除把持朝政的宦官，其中陈蕃率领幕僚和太学生几十人进攻皇宫，要求清除宦官，都被杀害，窦武起兵对抗，也被迫自杀。
这一次“党锢之祸”一直持续到黄巾大起义开始的中平元年（184年），历时将近二十年，东汉的太学遭到无情打击，对朝政的影响日趋衰微。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和宦官轮番掌权，作为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也很难独善其身，太学生选拔的学生出现了很大问题，很多无才能的人被推荐到太学，选拔学生任职官员也充满了铜臭气。太学生的学生运动对抗宦官也归于失败，很多人受牵连，影响力自然也就下降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