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工商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众所周知，自两周“士农工商”的阶级确定以来，封建王朝就有“重农抑商”的惯例。不过，一些历史朝代之所以重农抑商，不仅是对各阶级的区别对待。
以汉代为例，汉朝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原因就有两种。
一是、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
自刘邦开始，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施行休养生息的方针，让百废待兴的中原从战火中恢复生机。从结果来看，这种发展方针是最贴合汉初经济环境的，不失为一种良策。
追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源头，大抵可从先秦的道家发展说起。到了汉代，黄老思想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道家思想，而是融合儒家、法家、道家各家之长的新型思想。汉朝时期的黄老思想已褪去了消极，拥有了更多进取精神。
其本质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还能达成“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目标。正因这种黄老思想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极大的包容性，所以对于每个建立未久的王朝来说，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都是治国的不二方针。
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刻意作为。一切都本着“万物之性”的原则，不因循守旧，一切从实际角度出发，贴合事物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
王朝兴建初期，国家刚刚脱离战乱，所以社会矛盾凸显。唯有采取怀柔的方针，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矛盾。
“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政策能够让老百姓更快地适应新王朝，并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相比之下，商业发展的优先级较低。
二是、为了保护农耕经济。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便以农耕经济为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秦朝十分重视农业发展，秦始皇曾出台了一系列重农的措施。然而，秦朝的苛政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基调，即便秦始皇曾主张重农抑商，但秦朝的农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中。汲取了前车之鉴的汉王朝，改革了秦朝的重农政策，将重农写入法律，形成制度。
汉初全国的劳动力数量显著提高，高祖刘邦命令大量士兵复员回家，削减了军队的编制和人数，而且基于那些解甲归田的老兵优厚的待遇，如：“以有功劳行田宅”等，除此之外还免除老兵若干年的徭役。除此之外，刘邦还号召那些流亡他乡的农民返回故地，从事农业生产，并释放了大量被充作官奴的人。
或受到两周时期吴越国的影响，刘邦鼓励百姓进行生育，家中有新生儿的家庭，可凭此免除两年徭役。正因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大汉王朝才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人丁兴旺，劳动力数量得到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多了，社会矛盾迎刃而解。
除了上述政策之外，刘邦还颁布了不少利民之策。
例如：“复故爵田宅令”的出台，让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老百姓重新获得耕作的土地。而“举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则让那些品行端正、对农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免除赋税和劳役，成为农民的楷模。“劝农”诏书则是在教化的层面上，让老百姓亦是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据统计自汉文帝以来，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汉廷总共颁布了八次劝农诏。
文景之治时期，皇帝更是亲自参与春耕，为老百姓做出榜样，连后宫女眷都要饲养桑蚕，从事农业活动。从这些政策上足见汉朝统治者对农业之重视。当然，这些政策都只是针对某些群体的，很难惠利万民。
因此，在这些良政的基础上，汉代统治者还屡次减免赋税。例如在汉惠帝时期，改税率为“十五税一”，到了汉文帝时期则“除田之租税”。汉景帝“除田半租”，直接将税率降低到“三十而税一”。这些政策显然能更直观地让老百姓感受到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
自高祖刘邦开始，每个汉初的额皇帝都重视农耕技术，立志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例如汉武帝时期出台的代田法、耧车耧犁的问世，都是汉代农业技术发展的体现。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西汉末年全国的农耕土地已超过了八百万顷，耕地面积超过战国末期二倍有余。
显然，这些都决定了汉朝的强盛。
参考资料：
【《汉书》、《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