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次无路可走的时候”,聊起往事,陶正红叹了口气,但笑容很快又回到了脸上,“好在,每次都有人拉了我一把”。陶正红来自广西桂林,和丈夫一起在佛山打工十多年了。靠着微薄的收入,维系着一个小家,养大了一对儿女。患有先天性耳聋的女儿,曾是她所有焦虑的来源——而现在她觉得,心中这块包袱,该到抛下的时候了。
在舞蹈教室练舞的晓婷。
陶正红第一次感到无路可走,是在13年前。
她发现2岁的女儿晓婷,和其他孩子有些不太一样:不会说话、反应迟钝,对外界刺激充耳不闻,陶正红一度以为,这是早产的缘故。
直到一纸诊断,告诉了她真正的答案——“先天性神经性耳聋”。
医生说,一旦语言学习的窗口期关闭,晓婷这辈子都学不会说话了。他建议陶正红,尽早送晓婷去语言训练机构。一个在顺德本地,学费每月1400元;一个在佛山,每月2800元。
童年的晓婷和妈妈在一起。
陶正红舍不得这笔钱——她在顺德一家医院当杂工,起早贪黑,税前工资只有1200元。她试着自己教女儿说话,但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效果。
她借了钱,把女儿送去了佛山。既然去,就选最好的。训练一周后,女儿开口了。从她含糊的声音里,陶正红第一次听到了“妈妈”这个词。
她顿时泪流满面,这一声“妈妈”犹如天籁。她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但命运对这对母女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十多年前,陶正红的邻居们,常被身边冷不丁响起的鼓声吓一跳。
他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晓婷在前面学步,陶正红拿着一面小鼓跟在后面,时不时敲几下。鼓声响起,晓婷就停下来,回头望望妈妈。这似乎是母女间独特的交流方式。
晓婷确诊后,医生建议安装人工耳蜗,但十多万的价格,是陶正红一家无法承受的。她只能退而取其次,选择相对便宜的助听器。
助听器的价格,从一千多,到上万元都有。晓婷的外婆拿出两万元,为外孙女买了两只最贵的——这些年,老人在顺德当环卫工、做保洁、捡瓶子,这是她多年的积蓄。
晓婷和妈妈一起出门。
戴上助听器后,陶正红很高兴,女儿终于能听见了。但这种高兴随即被失望覆盖:能听见的声音极其有限,鼓声是其中之一。
更不容乐观的是,随着女儿长大,听力将继续衰减,这仅有的鼓声,也将从她的听觉里消失。陶正红再次感到“无路可走”时,转机出现了。
2018年,女儿13岁。陶正红听到消息,广东把人工耳蜗纳入了社保,她立即带女儿赶去了医院。医生告诉他,当前有10个免费名额,只剩1个了,有几位孩子在排队。
因为名额金贵,需要“孩子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得益于在语言机构学习的经历,晓婷拿到了这个宝贵的名额。
晓婷使用的人工耳蜗外机。
2018年4月27日,手术一个月后,晓婷的人工耳蜗开机了。她第一次从妈妈翕动的嘴唇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你叫宋晓婷”。
戴上耳蜗后的晓婷,第一次自己下楼去超市、过马路、坐公交……一个有声的世界,在她面前徐徐展开。
医生告诉陶正红,赶在这个年龄装上人工耳蜗,晓婷是很幸运的。“因为再迟几年,她对声音就不再感兴趣了”。
晓婷身边的例子,证实了医生的说法,“有几个同学也装了人工耳蜗,但都不喜欢戴,多数时间处在关机状态”。
人工耳蜗拓宽了晓婷的世界。
抛开“喜欢安静,不愿被打扰”的说辞,孩子们不愿使用人工耳蜗,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人工耳蜗带来的“噪音”难以忍受。
人工耳蜗“制造”的声音,和正常人听到的声音,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正常人听觉细胞约15000个,足以呈现出细节丰富、层次分明的声音。
而听障人士听觉细胞远低于正常人,对声音解析力不够,从人工耳蜗里感知到的,是一个充斥着滚滚噪音的世界。“把听觉比作视觉的话,没戴耳蜗前,她是盲人,戴上之后,她成了白内障病人”。
“我能听到,但我听不懂”,这是女儿常对陶正红说的一句话。
晓婷将人工耳蜗取下,让耳朵休息。
戴上人工耳蜗后,陶正红依然是女儿和外界交流的唯一桥梁。只有面对面,一边盯着母亲嘴唇的动作,一边聆听混着噪音的人声,连蒙带猜,晓婷才能知道母亲在说些什么。
2020年,晓婷将离开佛山,前往广州念高中。离开母亲的保护后,她是否能适应外界的环境,这成为陶正红最操心的事。
这个时刻,又有一只手,拉了陶正红一把。
晓婷盯着母亲的嘴唇,才能“听见”妈妈在说什么。
2020年9月,腾讯多媒体实验室向国内人工耳蜗厂商,免费开放了可用于人工耳蜗的腾讯天籁AI音频技术,这项降噪技术,原本应用于腾讯会议。
“它让人工耳蜗向真实人类听力水平,再次迈进了一大步”。
这条混杂着各种复杂术语的科技新闻,并没有引起陶正红关注。但她却最直观地感受到了,它给她和女儿带来的改变——晓婷成为了这项技术的首批试用者。
陶正红记得,试戴新耳蜗的第一天,她骑着摩托车,载女儿去公园,女儿忽然捅了捅她,“妈妈,你的手机在响”。陶正红心里一震,差点没握住车把手,骑车风很大,她都没听到手机声,但女儿听到了。
在公园里,晓婷告诉陶正红,“妈妈,我听到了鸟的声音”,她顿了一下,接着说,“是两只鸟”。在家里,晓婷说,“妈妈,窗外的风铃在响”……
晓婷耳中的世界,变得清晰且明朗起来,她一个接一个地向陶正红分享自己听到的声音;而陶正红感受到的,是海浪般一波接一波涌来的喜悦。
从晓婷家的窗户望出去,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小城。
陶正红的心颤抖不已,她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持,都有了结果。
她那个埋藏心底多年,简单却又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让晓婷做一个正常的人,过正常的生活。
另一个心情激动的人,是商世东。商世东,腾讯多媒体实验室高级总监,从事音频技术研究25年,“过去所有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都没有晓婷给我的这么大”。
在晓婷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中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但在生活中,你很少感知到他们的存在,就像你很少见到盲道上有盲人行走”,商世东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无障碍建设’做得还不够好”。
“天籁技术在公益领域的应用,是对无障碍建设的一种补充”,中国的2780万听障人士,或将在这项技术中受益。
商世东正在工作中,他为晓婷一家的改变感到高兴。
除开服务听障人士,商世东乐观地估计,天籁技术的前景还很广阔,“它可以为老年人服务,应用到老年手机、耳机……弥补他们退化的听力”。
如何将天籁技术嫁接到人工耳蜗上,商世东和他的团队,经历了许多次摸索和尝试。他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人工耳蜗芯片体积有限,兼容差、计算能力弱,不足以承载大量的运算。
今年初,商世东团队找到了诺尔康公司,国内最大人工耳蜗厂商之一。反复探讨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手机伴侣APP加人工耳蜗优化方案。
简而言之,就是将计算处理过程,转移到手机上,由神经网络对信号进行处理、过滤,再通过蓝牙设备,将信号发送到人工耳蜗。
天籁技术线下实验室一角。
“我们采用了听觉场景分类技术,对话过程中的背景音乐,将被判断为环境噪音被过滤”,而在纯音乐场景,音乐将被完整保留,并对旋律和音色进行增强。
以上技术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哪些是噪音,哪些是有用的背景音?这就涉及到神经网络的训练。
腾讯多媒体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王燕南正在实验室里工作。
“我们会采集大量的声音数据,做裁剪和清洗、提取特征,再加入模型训练,如果模型准确率达不到99%,我们会持续收集,一直做到标准为止”。
商世东说,经过训练,AI目前达到了96.2%的场景识别准确率,“人工耳蜗语音清晰度和识别度提升了40%”。
王燕南手持采音设备,前往深圳街头捕捉噪音样本。
我们的视线,再次回到了陶正红和晓婷身上。陶正红说,上高中后,女儿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15岁的晓婷,每周日从顺德到广州上学,周五再从学校返家。
往返之路,她不再需要母亲的陪伴,坐公交、坐高铁、转地铁,她知道哪儿买票,从哪儿检票、进站,出站走哪一条路……“光是这一点,她就比我强多了”,陶正红说,“以前是我照顾她,现在变成她照顾我了”。
女儿就读于广州某特教学校高中部A班,“在他们那群孩子里,这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陶正红得意地说,A班只有3名非广州本地生源,女儿是其中之一。
“她将来想去北京上大学”,陶正红说,我相信,她可以的。
舞蹈训练的间歇,晓婷在和妈妈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