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宋的兴起，有自己的独到分析。
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郭威创立）的殿前都点检（禁军总指挥），当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他的儿子仅有七岁，就匆忙即位，人心不稳。赵匡胤在此背景下，以陈桥兵变的形式使皇袍加身，取代了后周的小皇帝，建立了大宋王朝。
陈桥兵变时，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因此王夫之开篇就论述统一天下与天命的关系，认为统一天下不是靠天命。
赵匡胤称帝后，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
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王夫之认为作为帝王，这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值得称赞的“盛德”，赵匡胤又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王夫之称之为“忠厚”。
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王夫之针对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的情况，强调士人自身应该自贵自重（士人无耻自贱，自唐末开始，参见《唐鉴》），使太祖不能轻贱他们，而有护惜之情。而君主则要重士、得士，其大臣、师儒、长吏也要重士，为君主选用士人，这都关系到王朝政治的稳固。
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太祖初期喜欢微服出行，王夫之认为：历史上君主的微服出行有三种情况：
一是察群情以思预制，一是利用微行而狂荡嬉游，一是为了苛察而微行。但帝王的微服出行，只是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与天下斗捷，不能视为治理天下的正道。
太祖面对赵普的善于言辩，虽然有时无言以对，但非常清楚天下事不能尽靠书生，所以他要利用赵普与武将相互制约。
但太祖的猜疑心太重，后来的宋朝君主对大臣（尤其是武将）都有猜疑之心，这起源于太祖，并成为整个宋朝的一大弊端。
关于礼法的改变，王夫之认为变与不变，都要根据时势的不同及情理的可否来加以考虑，并非凡是变革都是好事。
对于吏治，王夫之提出省官可清吏治，增俸可责官廉，吏之扰民在于赋税、狱讼、工役三者，帝王对于官吏应任之以道，兴之以贤，驭之以礼，防止官吏借赋税等事扰民。
又认为国家的各项事务，都要事先有充分的储备，要储其盈以待事，但不能过度储积而加重民众的负担。
王夫之认为太祖开创的宋朝政治，超过了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因为文景与贞观之治最多维持两代，而太祖开创的宋代制度，从太祖到熙宁，都可称为治世，时间长于文景与贞观之治。
究其原因，一是子孙能继承其事业，二是有多士赞襄，三是有家法为之檠括，四是有政教加以薰陶，所以自汉光武帝以后的有令德之君主，宋太祖可称“迥出”于他们之上。
这是王夫之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基本评价。
他对宋代兴起中的天人关系，做过如下的分析。
宋朝兴起，统一了天下，民众得以安宁，国政得以治理，文化礼教得以兴盛，由此可知天命是什么。
天的事，很难说清楚，人对于天，不能想像成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天没有常态，所以难以把捉。
天和命合在一起说，对于人，都是不能改变的。天的变化推移，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情况和变化，由人加以斟酌，逐渐可以看出天命或天运是怎样的。
人再基于此，而决定怎样处理各种事务。人要尽人事，代替不了天，但人做事做得好，天也会对人起到护佑和帮助的作用。
这实际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得到天的护佑与帮助的。因此，赵匡胤建立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功绩一是彻底扭转了自唐末到五代时期的天下混乱局面，把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手段的暴力政治，改变为依靠文化进行治国理政的态势，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一段历史。
宋太祖是一个武人，却能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并完全加以实现，这就决定了他是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之一。
王夫之又认为宋太祖的治国，是合乎天心的。
宋太祖并不是超人，他能让自己的治国合乎天心，应该说是历史实践让他懂得了这一道理。
王夫之说：
帝王接受天命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在历史上是有不同情况的。其中最好的是靠德，商、周二代就是这种情况。
差一点的，是靠功劳，汉、唐两代就是这种情况。
《诗经》说：“鉴察观照四方，追求万民的安定。”成为帝王的人，他的德足以安定万邦，功足以平定大乱，就都是能使万民获得安定的。
上天找到一个能够安定万民的君主，而授给他天命，授给他天命而使万民得以安定，上天的事就算完成了。
可是象宋王朝，并不是上天鉴察观照下方，找到一个可以授予天命的人而授予他天命的。
为什么呢？赵氏是从行伍中起家的，赵匡胤及其父亲，两代人都是军中的偏将，他们的命运与生涯，都是与乱世一同上下沉浮的，他们在当时并不是著名的人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恩德惠及下民，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是没有什么仰慕之意的。
赵匡胤为柴氏做事，在西征河东、北抗契丹的作战中，没有立下一弓一箭的战功。他曾取得滁关之捷，这是在周世宗显德三年（956），赵匡胤率军袭击南唐的滁州（今安徽滁州），攻克其城，擒捉其将皇甫晖等。但这次战役，与后周王朝的安危无关，柴荣因此让他当上节度使，已经超过了他的功劳。
赵匡胤在德的方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取得的战功也仅是如此，根本不能与汉、唐开国之君平定天下的宏大功业相比，甚至比不上曹操扫平黄巾、诛讨董卓、从危险中救出献帝、平定袁绍和袁术，比不上南朝宋的刘裕俘获姚泓、斩首慕容超、诛杀桓玄、打败卢循以平定江南，相比之下，赵匡胤的功劳不及他们的百分之一。
赵匡胤是利用发狂的乱兵扶助而兴起，猎获了帝位，最终还保住了皇权并且延续下来不断壮大，而天下之民也都享受了他带来的安定。
由此可知，上天是要护佑下民，在无人可以付托的情况下，而让赵匡胤接受天命成为帝王，这是上天的自信，不是人能预知的，而上天把天命托付给赵匡胤，最后看来，也是正确的。
这样说来，宋太祖并非靠自己的武功而得天下，他是利用了历史难以出现的转折点，顺应了民心与天意，这似乎是上天选择的人，而在分析历史的时候，就是最难解释的现象，但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看，赵匡胤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王夫之又分析了赵匡胤没有功与德也建立宋朝，是有他的原因的。
商、周开国之君的德，汉、唐开国之君的功，都是当时无人可比的，所以他们成为天下的君主，得到天命，说明天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选择，是很容易的。
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商、周、汉、唐的开国之君相比，既无功，又无德，却能登上帝位，建立新的王朝，是上天的正确选择，这从他称帝建立王朝之后的治国，可以得到证明。
因为他的称帝，建立新王朝，实际上是结束了乱世，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而让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这都不像商、周、汉、唐开国之君是在称帝之前就有了功与德，而是在称帝建立新王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所以上天选择他，就与选择商、周、汉、唐开国之君不同。
让商、周、汉、唐开国之君得到天命，建立新王朝，是在事前就能让人们心服口服的，而上天选择赵匡胤，只能在他称帝建国之后，才能证明其选择是正确的。之所以能如此，王夫之认为，这是上天不断启迪赵匡胤的内心，而使他知道了按照天心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根据王夫之的这个分析，说明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国君主，这是非常少见的。
从天心的角度讲，还有一定的神秘性，但从实际上看，是现实社会的动乱实情，使赵匡胤懂得了要使天下和平，让人民不再遭受战乱之苦，这个心说是天启也可，说是赵匡胤本人的觉悟也可。甚至可以说，天让社会出现乱世，让人由此而懂得必须结束乱世，安定天下百姓。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心与人心，其实是完全相通的。
由此看来，赵匡胤之所以能开创一个新的王朝，是他的过人之处，也证明他把握了天意与人心，所以古代《周易》里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用赵匡胤的例子说，《周易》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即天意与人心本质上是统一的，人做事做得对，就是顺天应人，就是合乎客观环境的需要，这里没有任何神秘性。我们观察历史，对此要有领悟。
《宋论》论太祖页面
学者对宋朝的称赞：
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钱钟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
宋史学家邓广铭：两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者欧洲的水平。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亚洲史》中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宋代民众生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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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生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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