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宋的兴起,有自己的独到分析。
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郭威创立)的殿前都点检(禁军总指挥),当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他的儿子仅有七岁,就匆忙即位,人心不稳。赵匡胤在此背景下,以陈桥兵变的形式使皇袍加身,取代了后周的小皇帝,建立了大宋王朝。
陈桥兵变时,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因此王夫之开篇就论述统一天下与天命的关系,认为统一天下不是靠天命。
赵匡胤称帝后,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
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王夫之认为作为帝王,这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值得称赞的“盛德”,赵匡胤又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王夫之称之为“忠厚”。
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王夫之针对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的情况,强调士人自身应该自贵自重(士人无耻自贱,自唐末开始,参见《唐鉴》),使太祖不能轻贱他们,而有护惜之情。而君主则要重士、得士,其大臣、师儒、长吏也要重士,为君主选用士人,这都关系到王朝政治的稳固。
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太祖初期喜欢微服出行,王夫之认为:历史上君主的微服出行有三种情况:
一是察群情以思预制,一是利用微行而狂荡嬉游,一是为了苛察而微行。但帝王的微服出行,只是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与天下斗捷,不能视为治理天下的正道。
太祖面对赵普的善于言辩,虽然有时无言以对,但非常清楚天下事不能尽靠书生,所以他要利用赵普与武将相互制约。
但太祖的猜疑心太重,后来的宋朝君主对大臣(尤其是武将)都有猜疑之心,这起源于太祖,并成为整个宋朝的一大弊端。
关于礼法的改变,王夫之认为变与不变,都要根据时势的不同及情理的可否来加以考虑,并非凡是变革都是好事。
对于吏治,王夫之提出省官可清吏治,增俸可责官廉,吏之扰民在于赋税、狱讼、工役三者,帝王对于官吏应任之以道,兴之以贤,驭之以礼,防止官吏借赋税等事扰民。
又认为国家的各项事务,都要事先有充分的储备,要储其盈以待事,但不能过度储积而加重民众的负担。
王夫之认为太祖开创的宋朝政治,超过了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因为文景与贞观之治最多维持两代,而太祖开创的宋代制度,从太祖到熙宁,都可称为治世,时间长于文景与贞观之治。
究其原因,一是子孙能继承其事业,二是有多士赞襄,三是有家法为之檠括,四是有政教加以薰陶,所以自汉光武帝以后的有令德之君主,宋太祖可称“迥出”于他们之上。
这是王夫之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基本评价。
他对宋代兴起中的天人关系,做过如下的分析。
宋朝兴起,统一了天下,民众得以安宁,国政得以治理,文化礼教得以兴盛,由此可知天命是什么。
天的事,很难说清楚,人对于天,不能想像成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天没有常态,所以难以把捉。
天和命合在一起说,对于人,都是不能改变的。天的变化推移,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情况和变化,由人加以斟酌,逐渐可以看出天命或天运是怎样的。
人再基于此,而决定怎样处理各种事务。人要尽人事,代替不了天,但人做事做得好,天也会对人起到护佑和帮助的作用。
这实际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得到天的护佑与帮助的。因此,赵匡胤建立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功绩一是彻底扭转了自唐末到五代时期的天下混乱局面,把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手段的暴力政治,改变为依靠文化进行治国理政的态势,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一段历史。
宋太祖是一个武人,却能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并完全加以实现,这就决定了他是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之一。
王夫之又认为宋太祖的治国,是合乎天心的。
宋太祖并不是超人,他能让自己的治国合乎天心,应该说是历史实践让他懂得了这一道理。
王夫之说:
帝王接受天命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在历史上是有不同情况的。其中最好的是靠德,商、周二代就是这种情况。
差一点的,是靠功劳,汉、唐两代就是这种情况。
《诗经》说:“鉴察观照四方,追求万民的安定。”成为帝王的人,他的德足以安定万邦,功足以平定大乱,就都是能使万民获得安定的。
上天找到一个能够安定万民的君主,而授给他天命,授给他天命而使万民得以安定,上天的事就算完成了。
可是象宋王朝,并不是上天鉴察观照下方,找到一个可以授予天命的人而授予他天命的。
为什么呢?赵氏是从行伍中起家的,赵匡胤及其父亲,两代人都是军中的偏将,他们的命运与生涯,都是与乱世一同上下沉浮的,他们在当时并不是著名的人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恩德惠及下民,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是没有什么仰慕之意的。
赵匡胤为柴氏做事,在西征河东、北抗契丹的作战中,没有立下一弓一箭的战功。他曾取得滁关之捷,这是在周世宗显德三年(956),赵匡胤率军袭击南唐的滁州(今安徽滁州),攻克其城,擒捉其将皇甫晖等。但这次战役,与后周王朝的安危无关,柴荣因此让他当上节度使,已经超过了他的功劳。
赵匡胤在德的方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取得的战功也仅是如此,根本不能与汉、唐开国之君平定天下的宏大功业相比,甚至比不上曹操扫平黄巾、诛讨董卓、从危险中救出献帝、平定袁绍和袁术,比不上南朝宋的刘裕俘获姚泓、斩首慕容超、诛杀桓玄、打败卢循以平定江南,相比之下,赵匡胤的功劳不及他们的百分之一。
赵匡胤是利用发狂的乱兵扶助而兴起,猎获了帝位,最终还保住了皇权并且延续下来不断壮大,而天下之民也都享受了他带来的安定。
由此可知,上天是要护佑下民,在无人可以付托的情况下,而让赵匡胤接受天命成为帝王,这是上天的自信,不是人能预知的,而上天把天命托付给赵匡胤,最后看来,也是正确的。
这样说来,宋太祖并非靠自己的武功而得天下,他是利用了历史难以出现的转折点,顺应了民心与天意,这似乎是上天选择的人,而在分析历史的时候,就是最难解释的现象,但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看,赵匡胤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王夫之又分析了赵匡胤没有功与德也建立宋朝,是有他的原因的。
商、周开国之君的德,汉、唐开国之君的功,都是当时无人可比的,所以他们成为天下的君主,得到天命,说明天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选择,是很容易的。
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商、周、汉、唐的开国之君相比,既无功,又无德,却能登上帝位,建立新的王朝,是上天的正确选择,这从他称帝建立王朝之后的治国,可以得到证明。
因为他的称帝,建立新王朝,实际上是结束了乱世,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而让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这都不像商、周、汉、唐开国之君是在称帝之前就有了功与德,而是在称帝建立新王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所以上天选择他,就与选择商、周、汉、唐开国之君不同。
让商、周、汉、唐开国之君得到天命,建立新王朝,是在事前就能让人们心服口服的,而上天选择赵匡胤,只能在他称帝建国之后,才能证明其选择是正确的。之所以能如此,王夫之认为,这是上天不断启迪赵匡胤的内心,而使他知道了按照天心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根据王夫之的这个分析,说明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国君主,这是非常少见的。
从天心的角度讲,还有一定的神秘性,但从实际上看,是现实社会的动乱实情,使赵匡胤懂得了要使天下和平,让人民不再遭受战乱之苦,这个心说是天启也可,说是赵匡胤本人的觉悟也可。甚至可以说,天让社会出现乱世,让人由此而懂得必须结束乱世,安定天下百姓。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心与人心,其实是完全相通的。
由此看来,赵匡胤之所以能开创一个新的王朝,是他的过人之处,也证明他把握了天意与人心,所以古代《周易》里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用赵匡胤的例子说,《周易》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即天意与人心本质上是统一的,人做事做得对,就是顺天应人,就是合乎客观环境的需要,这里没有任何神秘性。我们观察历史,对此要有领悟。
《宋论》论太祖页面
学者对宋朝的称赞:
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钱钟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
宋史学家邓广铭:两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者欧洲的水平。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亚洲史》中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宋代民众生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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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生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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