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特别是丧礼，规定父母死后，子女不能工作，不能作乐，要在父母墓前守孝三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西汉朝廷不要求官员遵从“守孝三年”的儒礼，给官员的丧假也只有几十天。
到了东汉，官员常常主动要求守丧。朝廷对此举并不推崇，因为守孝期满后，官员虽然有重回官场的资格，但原来的官级并不保留，必须从头干起。
在道德上加分，在仕途上减分，权衡利弊，东汉官员守孝也并非普遍现象。
到了唐宋，却大不相同，朝廷立法规定，官员必须守丧三年，如果隐匿丧事，逃避守孝，还要受到刑事处罚。
从不提倡，到法律处罚，同样尊崇儒家思想的两汉和唐宋，为何对孔老夫子的教诲，在态度上和执行力上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和古代官僚体制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两汉时期，我国的封建官僚体制还处于初创时期，非常不完善，官员职责、各项规定，包括奖励惩罚都比较粗糙，职位更是需要什么设置什么，因事设岗，官员都在做具体的、实在的工作，数量上十分有限，一旦有人因守孝离职三年，找人顶替他的岗位，就是麻烦事。
着眼于此，朝廷当然不会希望官员们都去服三年丧了。三国孙权当政时，甚至下令，禁止官员奔丧守孝，如有违者处以死刑。当然，孙权也是出于战乱不断官员需坚守岗位的需要。
进入唐宋，特别是唐宋之后，封建官僚体制日臻完善，整个官僚体系越来越膨胀庞大，甚至出现了因人设岗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实行科举制度后，有资格做官的人一批一批地产生，但官位却有限，只能排队等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补缺”。
由于僧多粥少，朝廷没有那么多官缺可提供，粥增加不了，可以减少僧，但是减少科举录取名额，堵了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唯一道路，赢得的肯定是骂声一片。于是，朝廷便在守孝上做文章，产生了“丁忧”制度，以官员守孝三年为由，名正言顺、义正词严地腾出“缺位”。
但是，丁忧可不是适用于所有官员的。丁忧对文官的要求就比武官严格的多，明朝甚至明文规定不许武官丁忧。
原因有大致有两个，一是文官过剩，二是文官职位似乎哪个文官都能做得来，武官却专业性较强，如果突发战事，指挥官却因丁忧不能到位，这可不是随便一个官就能代替的。
还有从事医生、外交、处理具体事务的职位，都需要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一般在实际操作中也都是不提倡丁忧的。
其实，两汉的不提倡和唐宋的立法规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都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便于朝廷对官员的管理。
科举制度实施后，越发庞大的官僚体系，致使“守孝三年”这一儒礼的地位直线上升，为“腾缺”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