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西班牙教职人员试图保护美洲印第安人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没有因为贩卖非洲黑人为奴而感到任何不安，甚至基督徒都声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阻止奴隶贸易，这令人想来便觉可怕。的确在欧洲内部，15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依然蓄奴，威尼斯人每年都从巴尔干和黑海一代的奴隶市场上购买数量相当可观的侍女。直到18世纪，人们提到奴隶制，才感到一丝愧疚与羞耻，但这也基本上只限于法国和英格兰。1787年英国人强占塞拉利昂，接着大批人道主义者来到这里，并开始收容在英格兰获得释放的非洲奴隶。
在人道主义者的不断教育之下，有时再加上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推波助澜，欧洲民众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残酷的奴隶制度，半个世纪之后，奴隶贸易被终止，奴隶制度也在欧洲销声匿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欧洲势力上升、成为世界霸主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只能相信，强者凭借武力征服弱者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法则。初看之下，世界性的交流沟通全球，其造成的大多数影响都比奴隶贸易要有益得多。但实际上即使是16世纪由葡萄牙人从美洲引进到非洲的粮食作物，虽然丰富了非洲人的饮食选择，却也导致了人口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与动荡。
被引进到美洲的新作物在那里站稳脚跟，成为欧洲新的产业，欧洲人也得以在美洲定居，但这也反过来刺激了殖民地经济对奴隶的需求，毕竟在出产咖啡和糖的种植园中，奴隶是最重要的劳动力。而在英国殖民者占据的更北部的地区，虽然农业生产不依靠奴隶，但人们对于土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殖民者不断深入内陆，抢占北美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那片土地，后者则被无情地驱逐出家园。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农作物的交流为人类的后代造福不浅。
自从开始种植小麦，西半球慢慢变成了欧洲人的大粮仓；早在16世纪，西班牙人便开始在马德拉群岛（Madeiras）和南美洲一带从事酿酒活动，直到今日，这些地区都因美酒闻名遐迩；同样，牙买加开始种植香蕉，爪哇出产咖啡，锡兰盛产茶叶，它们的历史都因作物交流发生转折。另外，这种影响会因欧洲人的需求不一而程度有所区别，比如，由于工业革命，欧洲人对于古老作物棉花的需求受到极大的刺激（1760年英格兰进口生棉花250万磅，而到了1837年这一数字猛增至3.6亿），不仅如此，工业化发展还令欧洲人对于一些新作物产生了需求；19世纪，橡胶被成功地从南非移植到马来西亚，对后者未来的战略政治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当时无人可知。
很明显，这段时间的全球经济发展就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重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未经规划的，这种欧洲对世界影响是一小部分人作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之和，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将要产生的影响，大体上是没有认识的。在生物交流上便是如此，到1800年之前，几乎任何品种的欧洲牲畜都已经被引入美洲，因为开始饲养牛和马，南美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出口基地之一，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畜力。
欧洲人还丰富了人类的基因，虽然在美洲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鼓励种族间的通婚，但在拉丁美洲、果阿（Goa）以及葡属非洲的很多地区，混血在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印记。在早期现代历史中，也许恰好是这300年来中间的某个时候，欧洲人对于非欧洲世界与非欧洲世界物产不断增长的认识（也许当时的人们都未留意），导致欧洲人的认知和感受都发生了变化。
类似这种思想上的交流和变化是非常难以衡量的，证据也只能是粗线条的。例如，越来越多关于欧洲人在东西方探险和大发现的书籍得到出版；而正源于此，可称之为科学门类之一的东方学在17世纪得以创建；欧洲人发现越来越多的已有的人类学知识（主要是关于非欧民族的）都是错误的。而到了18世纪初，海外信息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欧洲人的知识储备。一些欧洲人笔下的“野蛮民族”不信仰基督教，却过着仁义礼智、田园一般的生活，这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应；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利用欧洲之外的事例证明，人类具有不同的思想，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上帝赐予的；人们以中国为例，试图说明社会体制并没有一定之规；另外，由于耶稣会学者著书介绍，一些欧洲人得以接触来自中国的文字，其编年史记载历史之长，让欧洲人原本推算的《圣经》中大洪水和人类新开始的日子再也站不住脚；随着中国产品在欧洲越来越容易买到，18世纪的欧洲，无论在家居、瓷器还是服饰方面，都盛行中国风格、东方风格。
欧洲人也学会了用更深层次的视角了解自身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此知晓不同的文明是有其各自不同的标准的，当然，比起非欧元素对欧洲艺术和知识界的影响，这一点变化并不那样明显。这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积攒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知识，他们从此也开始了对于自身的审视。
然而，有了比较，就会有烦恼。比如在民族林立的世界上，欧洲人逐渐发现自己没有中国人那般自信，但征服者与殖民者的角色让他们找到了强者的感觉。如今饱受抨击的欧洲中心思想，在1800年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人提出来，但可能已经存在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1800年之前的三个世纪，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其在世界上地位的一段时间。此时欧洲人原本若隐若现的优越感已经得到强化，这种优越感起初来自对上帝启示的宗教的自信，以及对欧洲文化的信心与仰慕。
吉本（Gibbon）在回顾了欧洲的古代历史之后，是这样评论的：“在权力制衡的道路上，因个别事件出现的起伏，并不能影响欧洲人整体的幸福，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于我们的行为体系、我们的法律制度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优势，将先进的欧洲与欧洲殖民地及其他地区的人类区别开来。”(2)当时的人们认为，19世纪之后的历史更加清晰地证明了西方文明具有无可匹敌的优越性。
他们的地理知识到此时已臻完善，墨卡托当初的学说，即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已经不再被人们相信，各个大洲、各个国家相距欧洲远近各不相同，人们便依据这种地理关系为其命名，当时已有表示“西半球”和充满神秘气息的“东方世界”之说。仅在18世纪，不仅世界地图上又多出了大洋洲、白令海峡，库克（Cook）和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又为我们发现了新大陆之外的新大陆——这次是太平洋中的大溪地（Tahiti）、萨摩亚（Samoa）、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夏威夷，库克甚至到达了南极地区。1788年，几百名罪犯被送到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开始了这一地区的欧洲人海外定居的历史，几年之后，第一头绵羊也出现在这片土地，以后的历史会证明，羊，将与这个新兴的欧洲移民国家血脉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