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以儒化民，故农书、经书发达；商为末艺，商人卑微，故商人读物(或称商业读物、商业用书)少见，商人著书更如凤毛麟角。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商人读物却无插足之地；白圭、范蠡，一代名贾，虽有经商之术，却无论商之书。
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俗谚所谓“遍地徽商，钻天洞庭”，商人空前活跃。与此相联，坊间开始出现专供商人阅读的专门读物，一些有文化的商人也将自己的经商经验写成专书。
明代虽然出现了这类书，但数量不多。江湖散人所辑《士商必要》和陈眉公纂辑的《万宝全书》是较著名的两种。清代，这种书逐渐多起来，隐然成为书林中一项新异的门类。晚清以来，欧风美雨带来西方商学，商人读物更具科学眼光。翻译的商学著作，如光绪年间张相文编译的《商学》；撰著的商学著作，如宣统年间易泽慰编述的《商业地理》。明清商战激烈，有头脑、有远见的商帮很注意从商业读物中学习经商经验。如称雄明清商界的劲旅——徽帮，就很注意阅读书坊为他们刊刻的商业读物《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程君房墨谱》等书。
有几部商人读物，特别值得一议。
《江湖必读》与《商贾便览》。《江湖必读》是清初坊间流行之书，原为单行本，后被收入丛书性质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主要论述行商在江湖中行事、交际的准则、方法，其中特别详述了行商与牙行的关系，堪称一本商贾跑江湖的教科书。牙行(牙子)，是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市场经纪人。商人外出做生意，离不开牙行。如何选择牙行？《江湖必读》告诫商人要注意观察牙行的房屋器物和言谈:“投牙三相:相宅、相人、相物。入座试言:言直、言心、言诈。”观察的目的是为找到一家诚厚不欺的牙行，以期少花钱，多办事。该书对于“奸狼之牙”是深怀戒心和憎恶的，但对于牙行的积极作用，则给予了客观的评述。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牙行在古代商业中的独特价值很有意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旧时人们对牙行的偏见是极深的。但《江湖必读》却对牙行做了如下评价:“买卖要牙，装载须埠。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亡也。”也就是说，牙行在买卖成交的许多环节上都有重要作用。
《商贾便览》，胡中孚编，刻于乾隆十五年。该书除收入《江湖丛谈》外，还包括《工商切要》、《算法摘要》等多书，举凡算账、交税、用银、用秤、出行气候、商业通信、求神保佑发财等一切商业所用的知识和经验，都在介绍之列，真可谓一部商业大全。
清末民初人徐珂编的《订正新撰商业尺牍》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商业素重信息，商业联络极为重要，故商业尺牍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撰写商业尺牍需要哪些商业知识？这种尺牍有哪些专业特点？具体怎样撰写？《商业尺牍》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此书“编辑大意”说:“是编于一切商业事项及其他之与商业有关者，无不备述，期于商业之普通知识，明晰无遗。”可知其介绍商业知识的范围很广很全。商业活动讲效率，节奏快，商业信息的传递需要准确、简明、迅速。故商业尺牍必须简明扼要，不能繁文冗言。《商业尺牍》云:“商界书信，无论尊长晚辈，均以简明为主。”简明，成为商业尺牍的重要规范。为了让商人撰写尺牍时有具体的范式可循，此书还举出种种商业活动所用尺牍的具体文字。如“买卖类”介绍了《与友人托办货》一封，信中既叙友情，又谈生意，既温雅，又实在。其套语式的内容，对于那些少墨无文的商贾来说，无疑是一碗现成饭，他们只要将尺牍拿来照抄，再填上托人所办货物的名称和通信双方的名字就可以了。
商人读物，既有士人写的，也有商人自撰的。后者如明末某徽商为解决市民、商贾应酬之需，编写了《如面谈》一书。又如上面所举的《商贾便览》的编者胡中孚，是个经营过粮业的商人。商人写商业读物，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商经验。这种在商言商，现身说法的著作，内容都是很真切和实用的。
商人著书，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文化、著书者必须是个亦贾亦儒者。平庸的商人是难言著书的。《商贾便览》的编者胡中孚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坐店卖货时“兼阅书卷”，正是个亦贾亦儒者。徽商向以“贾而好儒”著称，故能写出《如面谈》之类的著作。
商人读物与商人著书，是商业史、出版史上的佳话，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两点规律:其一，某类书的兴衰，必然系于某种社会变动或某一社会阶层的升沉浮降，这是书史的一大规律。其二，商人读物与商人著书的兴盛，首先并非由于出版业的兴盛，而是由于商业的兴盛；而商人读物与商人著书的兴盛，又必然反过来促进商业的更加兴盛。这一点，古今同理。（徐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