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莱巡抚，全称为“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军务”。这个职务最早设立于明天启元年，目的是为了从海路联络辽东对抗后金，其军事意义大于民政职能。崇祯二年一度裁撤，崇祯三年又重新设立。清沿明制，也曾设立过此职务，等到北方局势稳定之后，才彻底裁撤。
晚明的政局十分动荡，不仅内阁学士的人选频繁变动，地方官也调整不断。从天启至明亡，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登莱巡抚换了十多任，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在这十多位登莱巡抚当中，有一位比较特殊，他不仅是最后一任，而且也没有实际到登州上任。他就是南明弘光小朝廷委派的登莱巡抚——王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之后，明朝在南方的剩余势力，经过一番内讧争斗之后，拥立福王朱由崧继统，因后来改年号为弘光，史料一般称之为“弘光政权”或“弘光小朝廷”。
弘光政权建立之后，面对的局势是：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李自成的势力范围大为减小，而清军一时之间也没有南下，此时河北、河南、山东仿佛成为了真空地带，并没有哪一方实现真正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南明方面虽然不敢派兵北上，但却煞有介事地派出了一大批官员到以上地区赴任，其中就有新委任的登莱巡抚。当然了，没有军事实力作为支撑，这种仅靠委任官员就想收复实地的举动，无异于画饼充饥。关于王潆被委任一事，《偏安排日事迹》记载道：“（崇祯十七年）九月，升右通政王潆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等处。”所谓东江，就是皮岛等辽东沿海岛屿，它们早在前几年就被清军占领，不过明朝方面的官职称呼还没有改变。
乱世中的“巡抚”，含金量要大打折扣，因此王潆在史书中的存在感并不高，在《明史》和《清史稿》中都没有单独的传记，或许在《益都县志》中有详细记载，不过本文并非完全以他为主，因此没有查询县志，只是根据其他史料，略作介绍，重点还是介绍“登莱巡抚”。根据《山东通志》的记载，王潆为青州府益都县人，万历己酉科举人，庚戌科进士。在北都陷落之前，他曾担任过知府、兵备副使、分巡道等职务。弘光政权建立之后，他的官职也有所提升，先是从太仆少卿升任右通政，然后从右通政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登莱巡抚。弘光政权为何选中他担任登莱巡抚？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王潆是青州人，对山东相对熟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自告奋勇，向朝廷慷慨陈词，内阁死马当活马医，就派他去上任。不过，王潆当上登莱巡抚之后，态度却有了一个大转弯。他的辖区在胶东半岛，从江南按说可以走海路直达。但他却选择走了陆路，并且走到两淮一带就止步不前，开始找理由推脱。为此，朝廷曾派内臣孙呈绣为总监（监军），命令他同登莱巡抚王潆“星驰赴任”，然而也没有什么效果。
就在南明方面的登莱巡抚还在逗留之际，清朝方面也派出了登莱巡抚（陈锦），陈锦很快就来到登州任上，并且调兵遣将，镇压了一批反清势力，胶东半岛就此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王潆更不敢前去赴任。无奈之下，到了当年年底，弘光政权下令：“登莱巡抚王潆暂驻淮上，以候委用。”此举无疑是对外宣告：南明已经放弃了恢复胶东半岛的打算。对于王潆的表现，南明的言官对此相当不满。科臣戴英对王潆毫不客气，直接怒斥他是为了“骗官”，要求将王潆惩治。他在奏折中说：“臣近闻山东人心不忘本朝，乡勇团聚不下十余万；若潆与燮（南明委任的山东巡抚王燮）早渡河收拾，自不难为我用。今督、抚重臣逗留如此，于地方何望！臣谓二臣初意，原不过骗官。迨官已入手，则向兵部索兵、向户部索饷、向工部索衣甲器用，借种种不能应手之事，以曲遂规避；而疆事已大溃。臣谓昔坏东省者，虏与寇也；今坏东省者，潆与燮也。”不过，奏折呈上之后，主持内阁事务的马士英并没有什么回应（或许他知道明朝已经难以复兴），此事就不了了之。
转过年之后，弘光元年，清军南下，淮河、长江相继失守，福王被俘，这个小朝廷就此垮台。此后的隆武、永历政权偏于一隅，更无暇顾及山东，弘光委派的王潆，就成为明朝最后一任登莱巡抚，虽然只是徒有虚名。王潆后来的情况如何？暂时没有见到详细的记载，有说法是在淮上的驻地向清军投降了。在当时，向清军投降的明朝文臣武将不计其数，王潆的做法，也是随大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