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文献所涉及的品种非常广泛，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金文、甲骨文、简牍、帛书及写卷，刻本也是出土文献里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刻本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最好见证，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大多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这三个地点分处今甘肃、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之中，那里干燥的气候非常适合纸质文献的保存。虽然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存在地理上的区隔，但此三地在历史上存在密切的交流，同属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中转站。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古代中国与西域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互动、交融的文化之路。20 世纪以来，在丝路沿线不断发现的出土写本与刻本便是后者最好的见证。王勇认为：“如果说丝绸代表的是‘物质文明’，那么我想把书籍象征的文明定义为‘精神文明’。”为此他仿照“丝绸之路”一词，专门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此说一经提出，便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过王勇所提出的“书籍之路”概念主要着眼于中日、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我)倡导‘书籍之路’之用意，在于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响，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日本学者水口干记指出，这一狭义“书籍之路”概念的最大不足在于过分强调它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对立。
但需要指出的是，“书籍之路”的概念自有其合理内核，不宜轻易否定。笔者认为，就侧重考察书籍的流通渠道和传播过程而言，“书籍之路”的提法非常具有启发性和适用性。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写本与刻本文献，有许多是从中原腹地输入到西域的。比如陈寅恪就曾指出敦煌藏经洞中不乏来自南朝的写经，它们便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入北地”。虽然敦煌、吐鲁番、黑水城都处于中华版图之内，其地理性质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完全不同，且前者属于陆路交通，后者则多属海路交通，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书籍的传播而言，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事实上，“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这两个名词各有侧重，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比如党宝海指出，吐鲁番出土的《金藏》本佛经有一部分是回鹘商人从燕京弘法寺舍资请印的，足见商业贸易的繁荣可以更好地促进书籍的流通。敦煌藏经洞内发现有唐代长安、西川印制的历日刻本，尽管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籍，但它们当初肯定是被当作特殊门类的商品而通过丝绸之路贩运到敦煌的。
由此可见，不仅“丝绸之路”具有贸易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书籍之路”也同样兼具这两种特性。书籍(尤其是刻本书籍)往往被视为可以逐利的商品而由书贾往来鬻贩。总之，古代的商人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古代的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书籍之路”正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产生的。出土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汉文刻本，为“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相生相伴提供了大量鲜活而又具体的佐证。本文要讨论的一组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
宋元时期，中国的书籍形态正式从写本时代迈入了刻本时代。书籍的传播流通也逐渐以刻本为主。汉文刻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其流布之广、传播之远，几乎达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位于西北地区，这些地方能发现大量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汉文刻本，这本身就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史中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不言而喻，以刻本书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传播是以各地区之间保持直接或间接的交通为前提的。早在20 世纪30 年代，魏建功在论及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切韵》刻本时就已指出：“且书自吐鲁番出土，若竟为宋椠不谬，是中亚华番文化往来之迹，迄宋犹有余烈，抑亦史实之珍闻矣!”
这也提醒我们，宋元时期的“书籍之路”，除了有输往朝鲜、日本的东线和输往辽、金的北线，还存在一条通往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西北线。这条西北线的“书籍之路”主要由江南的浙江、福建向塞外地区延伸开去。这种情况与宋元时期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是当时主要的印刷中心紧密相关。这表明江南与西北虽然相距万里，但在宋元时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王素指出，吐鲁番曾出土元代“杭州泰和楼大街某行铺招贴”、“杭州信实徐铺招贴”(Ch1064、1103、1875 号)，黑水城也曾出土“杭州晏家”刊印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TK167 号)，并由此推断：“宋元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包括吐鲁番在内，与中原都一直保持密切的交通，中华传统文化在该地区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其实早在两宋时期，即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鼎峙的阶段，这种文化交流非但不曾中断，且本身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进程之中。王素所举例证主要是元代出土文献，如果要寻找这条以刻本传播为主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早期端倪，应尽可能地集中查找、比对已出土的宋刻本残页。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宋刻本主要通过官方颁赠和民间流通两条途径而来。北宋时期，官方颁赠到上述地区的刻本占有较大比重，具体表现就是在西域发现的《开宝藏》刻本残页。北宋初年刊刻的《开宝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令高品宦官张从信前往益州督造刊刻。全藏以《开元释教总录》为基础进行刊刻，总计五千余卷，版片多达十三万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开宝藏》的全部版片运往首都汴梁。在北宋，《开宝藏》多次修补印行，除了满足皇家和国内寺院的宗教需求，《开宝藏》还被作为展开佛教外交的国礼赠予周边政权，像辽国、西夏皆曾受颁。现今存世的《开宝藏》印本寥寥无几，方广锠、李际宁主编的《开宝遗珍》将世界范围内搜集到的十二件零卷仿真影印出版。而在吐鲁番地区发现有不少《开宝藏》残页，小川贯弌的《吐鲁番出土的印刷佛典》、王丁的《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都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虽然这些残页大多零碎，但在《开宝藏》散佚严重的情况下，仍称得上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尽管《开宝藏》属于蜀刻本，但其刷印、流通的始发地则是位于中原腹地的汴梁。《开宝藏》向西北地区的流通开启了宋刻本向塞外传播的序幕。而到了南宋时期，民间渠道的流通形式更趋活跃，江南地区的印刷中心杭州、建阳成为宋刻本向塞外传播的主要集散地。本文所探讨的黑水城本《初学记》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该本刊刻地点应是建阳，其刊刻时间当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之间，属于南宋初期刊本。无独有偶，吐鲁番出土的Ch1874 号《龙龛手鉴?禾部》残页，经笔者研究，刊刻于1086—1127 年之间，为北宋后期浙江刻本。此外，黑水城出土的TK290 号《新唐书》残页及吐鲁番出土的Ch2286、Ch3761、Ch3903、Ch3623 号《新唐书》残页，经笔者研究，分别为南宋建本与南宋浙本。以上几种宋刻本残页均属于佛经以外的文献，尤其是《初学记》这部编纂于盛唐的类书，其主要功用便是作为撰写诗文的参考书。这些文献表明，自北宋后期开始，通过民间渠道向西北地区流通的刻本书籍其世俗化程度不断提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统辖地区主动接受汉文化熏陶的风气之盛。
元朝统一南北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更为便捷，有力地促进了商贸与文化的繁荣发展。陈垣指出，元代“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加之元代中后期政府提倡儒学，有关汉文化的书籍更是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输往塞外。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例，仅笔者就比对出M1?1249[F19：W31]号元浙本《孝经直解》与Or.8212/814 号元建本《三国志文类》。特别是前书，作者为晚年生活于杭州的华化西域人贯云石。陈垣云：“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贯云石在自序中阐明了作书宗旨：“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罪，初非敢为学子设也。” 《孝经直解》的解释内容采用元代硬译体白话，作为私塾教本，非常适合童蒙诵读，所以风行一时，诚可谓家弦户诵之书。即便是远在边陲的黑水城，也发现有该书的身影，堪称塞外少数民族群体通过身处江南的色目人这一媒介主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的佳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代创立行省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局面，官颁书籍中有许多是在江南(特别是杭州)组织刊刻、刷印后分发全国各地的。如黑水城文献M1?1242[F19：W22]号残页，经笔者比对，应定名作“《元一统志?太原路》刻本残页”，为元代杭州刻本，刊刻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一统志》卷帙浩繁，多达一千三百卷，能够在西北边陲的黑水城发现其残页，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黑水城还出土有《文献通考》残页。此二书同为元末杭州官刻本，应该都是通过官颁途径分发到黑水城的。一方面，这说明到了元代末期，从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刻本“书籍之路”已经发展到鼎盛局面，江南地区的刻本书籍能够源源不断、畅行无阻地通过各种渠道输往塞外，其中甚至不乏《元一统志》《文献通考》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黑水城(元时属“亦集乃路”)在元代是多民族聚居的边邑，位于中外交通的孔道(《马可波罗行纪》中便有相关记载)，像《元一统志》这样的全国地理总志能够受颁并且保存于此，在当时无疑具有巩固国家统一的象征意味。
众所周知，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可谓“华戎交会”之所，又都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大量汉文刻本残页在上述地域内出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作用或许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有所削弱，但与丝绸之路相伴相生的“书籍之路”的作用和价值不但不曾削弱，反而更加突出。这一时期，刻本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向西北传播，一条绵延万里、从江南延伸至塞外的“书籍之路”灼然可见，堪称西域地区浸润华化之风的最好见证。伴随着“书籍之路”的发展壮大，汉文化的精华通过刻本这一载体不断向西流传，这是中原文明在西域地区传播、生根以至与西域交融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汉文化强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宋朝那样的分裂时期，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无疑酝酿了日后统一所必备的心理要素；而在元朝那样的强盛时代，这种源自文化的精神力量更是维系统一局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秦桦林）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2016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