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古代文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经史子集”这一概念。
这其中，经学无疑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学术流派，但很少有人知道经学亦分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种。
古文经学，就是先秦经学。东周时期的儒学经典，都可归为此类。众所周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发生了“焚书坑儒”的惨祸，以至于，大量古文经学被焚毁。在此期间，一些潜藏在民间的儒生，自发性地将古文经书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保存了下来，直到汉朝建国后，才让这些经典重见天日。
在汉代，古文经学得到统治阶层的推崇。例如：汉景帝时期，河南献王曾花费千金，从民间购买那些遗失于秦朝的古文经书，汉武帝时期亦有鲁恭王于孔子故居的墙壁内发现了古文经书。这些古文经书被相继献给朝廷，被收藏在皇宫之中，成为皇家秘藏。
至于今文经学，则是那些在“焚书坑儒”事件中逃过一劫的，老儒口耳相传留下来的儒学经典及注释。
汉哀帝时期，刘歆被任命为学官，主持对秘书的校对工作。在校对期间，刘歆发现古文经书与流通于当代的博士本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就将经学划分为古今两个流派。刘歆在感慨秦代焚书之祸的同时，主张将《毛诗》、《左传》等古文经书收于学官，以此作为教材。也因此，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
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
所以，刘歆否定了部分今文经书，并对那些篡改后的内容进行了批判，极力推崇古文经学。刘歆表示，太学中的学官所讲授的经学，大多是焚书坑儒之后，是那些活下来的老儒口耳相传下来的。这些经过背诵的文字，难免会与原本存在出入。因此，今文经书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残缺的，可能其中的含义也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歆认为：唯有先秦的古文经书才是经典，是没有错漏的全经。
而当时古文经书的来源相当有限，仅有三处：
一是、汉武帝时期，鲁恭王在孔子故居的墙壁中找出的全本；
二是、皇宫秘藏（当年焚书坑儒事件中秦宫中亦收藏了不少古文经书）；
三是、民间儒生的收藏。
这三个渠道中的古文经书中，通过第一种渠道和第二种渠道获取的古文经书更加可靠。因此，刘歆主张将皇宫秘藏和那些发掘自孔圣故居墙壁的全本立为博士。
在刘歆所主张立为博士的古文经书里，刘歆最在乎的就是《左传》。刘歆表示，流通于时下的《公羊春秋》是儒生口耳相传传承下来的，而《左传》则是左丘明与孔子共同研究的成果，二者之间哪一个更具权威性显而易见。
刘歆表示：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在此我们能够看到，刘歆除了对原本《左传》的推崇备至之外，他对孔子的看法亦发人深省。与刘歆同时期的学者，大多将孔子奉为圣人，甚至将其捧上神坛，为孔子赋予了“黑帝之子”等种种玄幻的身世背景。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儒生在传播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刻意美化孔子，将其歌颂为超脱的圣人。而刘歆则将孔子还原成最真实的东周学者，让他恢复了凡人的身份。
这种严谨求真的态度，亦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最大的区别所在。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学术流派——经学》、《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