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消息，近年来，随着文化、物流等产业不断发展，中国零食也成为海外消费者的新欢。根据相关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下半年，中国国民零食“辣条”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120%，出口至海外160国，而购买辣条最多的国家则首先是日本！
中华民族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对周边国家的饮食习惯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中华饮食文化对日本产生过什么影响？中华餐食登陆日本又是在何时兴盛的呢？
《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
徐静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19.11
如果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感兴趣，那是因为它有趣；如果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感到关切，那是因为它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本书以日本文明的历史沿革为纵轴，试图解读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民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对自我和他者的真正理解，有助于矫正我们情绪化的仰视和俯视的视角。
日本列岛上最初的稻作文明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在饮食上受中国的影响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自从1000多年前历代信佛的天皇倡导不杀生并颁布了肉食禁令以后，肉食丰富的中国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就很有限了。700多年前的镰仓时代，中国僧人的素食（日本称为精进料理）陆续传到日本，最著名的是后来的豆腐。但总体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列岛的人民逐渐形成了与其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相匹配的独特的饮食体系，其结果，就是江户时代最终诞生的传统和食。然而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迅速进入，肉食禁令被废除，传统的和食经历了一场近乎革命性的转变。19世纪下半叶开始，历史悠久、体系完备、食材丰富、滋味绝佳的中国饮食再一次征服了日本人的味蕾，尽管那时日本人已经开始看不起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美食的超强魅力前，日本人还是有些抵抗不住了。
明治以后，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也陆续登陆日本，主要集聚在横滨、神户等新兴开放的港口城市，于是开出了几家中国餐馆。1879年1月，在东京筑地开出了一家中国餐馆“永和”。这家餐馆即便不是日本第一家正式的中国菜馆，至少也是最早的中餐馆之一。1883年，东京开出了两家中餐馆“偕乐园”和“陶陶亭”。
谷崎润一郎
自幼在东京长大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一篇发表于1919年的随笔《中国的料理》中回忆道：“我从小就一直喜爱中国菜。说起来，是因为我与现时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偕乐园的老板自幼即是同窗，常去他家玩，也常受到款待，就深深记住了那儿中国菜的滋味。我懂得日本菜的真味还在这以后，和西洋菜比起来，中国菜要好吃得多。”
不过，直至20世纪初期，中国菜在日本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1893年时，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中已有大约3350名中国人，在中国人的集聚区内，自然也开出了几家中国餐馆。但明治中后期日本人已开始歧视中国人，甲午一战日本打赢后，在中国人面前就更加趾高气扬，一般日本人都羞于与中国人（尤其是横滨一带的下层平民）为伍，除了有搜奇猎异之心的少数人以外，一般日本人都不愿意光顾开在横滨中华街（初时称唐人町，后改称南京街）上的中国馆子。
可以认为，大正年代（1912一1926）是中国菜在日本真正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横滨的中华街上大约有7家中国菜馆，这一数字，与现今的规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也颇成一点气候。除了当地的华人外，也常有些日本人来光顾。在1917年散发的广告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菜肴品种：炒肉丝，炒肉片，咕咾肉，炸肉丸，芙蓉蟹，青豆虾仁，叉烧，炒鱼片，伊府面，鸡丝汤面，叉烧面，虾肉云吞，福州面，什锦炒面，火腿鸡丝面，叉烧米粉，叉烧云吞等。从这些名目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当年横滨南京街上的中餐馆，供应的大都是广东、福建一带的食品，这是因为当年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多为闽粤一带的移民。从品目来看，也并不是些面向贩夫走卒的低档食物，在今日依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南方菜肴。
杂志上出现了介绍中国菜的系列文章，刚刚问世不久的电台广播也有讲授中国菜做法的。据1925年出版的木下谦次郎著的《美味求真》一书的统计，东京市区包括附近的乡镇，共有日本料理店近2万家，西洋菜馆5000家，中国料理千余家，兼营西洋料理的1500家。这个统计未必准确，但大致可以看出一个概貌。1928年，出版了一册由1927年2月至1928年1月在电台中播放的“每天的料理”节目整理而成的书刊，名曰《电台播送·每天的料理》，从目次来看，日本料理为181，西洋料理为35，中国料理为18，比率虽然不高，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饮食在日本慢慢普及开了。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的是，1932年，在东京目黑开了一家名曰“雅叙园”的中餐馆老板细川力造，觉得中国式的圆桌面太大，坐在这一端的人要搛那一头的菜很不方便，于是便与常来吃饭的一位工匠和五金店老板商议，能否有什么良策。受到金属垫圈的启发，三人经过琢磨之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圆台面上转动的内桌面。从此，这样的圆桌逐渐在日本的中餐馆传开，以后传到海外，最后又传到了中国本土。
战后中国饮食对日本的影响，基本上是延续了战前的势头，但与战前相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在普及的程度上较战前大为进步，另一个是上流阶级所享用的比较精致的中国菜肴在战后的日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借此相应地提升了中国饮食的形象。战争刚刚结束时，日本在食物供应上陷入极度的困境。其时有数百万从中国撤离回来的原军人和侨民，为了营生，有一部分人利用自己在中国期间学会的中餐烹饪技艺和当时相对比较容易获得的面粉，开始在黑市市场上开设小食摊或是简陋的饮食店，以此谋生。饺子就是这时传开的。
饺子之类的中国北方的大众食品，大概是在战后才广为日本人所知晓的。在今天的日本，饺子已经是一种极其常见的食品了，但即便如此，在今日日本的街头，虽随处可见各色面馆，却几乎没有一家纯粹的饺子馆，饺子大都只是跻身在中国风的饮食店里。而且日本所谓的饺子，极少有水饺，也少有蒸饺，一般都类似中国江南的锅贴，也就是煎饺，但与中国的煎饺又有不同，基本上都是机器做的，大抵皮都比较薄，没有一点韧劲，馅儿是白菜中加一点肉，大都是淡淡的。说是煎饺，却很少见过煎得焦黄脆香的。蘸的醋，没有米醋，没有镇江醋，没有老陈醋，只有毫无香味的白醋，但不少日本人却吃得有滋有味，下了班，在小馆子里叫上一瓶啤酒、一客煎饺，悠然自得地自饮自酌起来。超市里有各种蒸熟的煎饺卖，买回家在平底锅上煎热就可食用。价格很低廉，但味道说不上好。至于馄饨，又在饺子之下。饺子在一般的中华料理店或是面馆里都有卖，馄饨则非去中国南方人开的饭馆不可。
战前的日本虽然已有不少中国餐馆，但大都是中下阶级的营生，滋味虽然不坏，但并无高档的感觉。1949年以后，中国本土的一些名厨随主人一起离开大陆东渡日本，使日本的中华料理上了一个台阶。当今餐饮的流行趋势是，各种帮派和地域特色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在日本的中国菜中尤为明显，日本中国菜的历史短，也许还没有形成过真正有特色的各派菜系。恐怕没有几个日本人听说过淮扬菜，但几乎人人都知道北京菜，于是在日本开出的中餐馆大都打出北京料理的旗号。号称“纯北京料理”的中餐厅，端上桌来的大拼盘，可能是在日本的中餐馆内千篇一律的模式：没有鲜味的白切鸡、日本式的长长的海蜇、广东叉烧、清淡的大虾。接着上来的一道道热菜几乎也与北京毫不沾边。说是纯北京料理，恐怕也是徒有虚名。日本的中国菜馆缺乏菜系特色或地域风味，甚或中国味都很淡，这应该不是这些菜馆的过错，因为它本来就是面向日本顾客，只要日本人觉得美味就可以了。某一地的文化移植到另一地，自然会随不同的风土带上当地的影迹，饮食既属文化的范畴，它的演变也是必然的了。
不过横滨中华街的餐馆，中国菜却做得颇为地道。台湾“鼎泰丰”开在日本的店家，小笼包堪与上海媲美。新宿的“东京大饭店”是其中之一。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喜欢光顾这里。东京大饭店的菜，也明显地带有南方风味，葱姜焗蟹和菜心扒鱼翅都做得很地道，这里的侍者，三分之二来自中国。
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日本的餐饮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国的饮食也趁着这一势头，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日本的大都邑、小乡镇。如今，中华料理已经与日本料理、西洋料理一起构成了日本人饮食的三鼎足之一，日本人通常称之为“和洋中”。麻婆豆腐、青椒肉丝、回锅肉成了最常见的中国菜，发音也是中国话。不仅是中国餐馆遍布日本各地，更重要的是中国菜的调味和烹饪方法已经进入了寻常日本人的家庭料理。
本文摘自《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