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体制的形成，有一个时期对制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从两大集团的战争开始。在日本历史上，平安时代末期，出现平氏和源氏两大武士集团。首先平氏取代贵族而获得了政权，但仍沿袭贵族政治。
集团之间的的战争初始
平氏与源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源赖朝于奉以仁王之旨令，举兵讨伐平氏，经过富士川、一谷、坛浦等战役，最终推翻了平氏政权。
源赖朝夺取政权后， 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下，镰仓建立了以武士统治的新政权体系。但以后白河法皇为代表的旧贵族政权顽固捍卫者仍不甘退出政治舞台，企图征讨源赖朝，新政权并未完全确立取代贵族政治的武家政治体制。
直至建久二年，也就是1192年，后白河法皇归天，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成为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被誉为“天下第一等的实力者”，从而完全确立了武家专政的镰仓幕府政治体制。
源氏延续三代，经历了承久之乱，实权落在北条氏手中，实行合议政治，以稳定幕府政权。
直至14世纪后半叶镰仓时代末期，后醍醐天皇为首一派势力兴起，发动元弘之乱多次展开以恢复皇权为中心的推翻幕府的运动。幕府政权终于元弘三年崩溃了。这个约达140余年的时期，通称为幕府时代。
镰仓幕府建立
关于镰仓幕府建立时期，日本历史学家有几种说法：一是寿永二年源赖朝初次与国家权力接触，得到东国行政权时期；二是文治元年平氏灭亡后，源赖朝逼使法皇承认设置守护地头时期；三是建久三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时期。
可以说，镰仓幕府成立伊始，王朝贵族还是企图夺回政权，承久之乱和元弘之乱就是典型的例子。武家为了稳定幕府政治，曾于贞永元年制定了《贞永式目》，作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武家政治的基础。为此，武家需要得到仍在京都的朝廷贵族的支持和天皇的承认，以使其地位合法化，所以它没有完全放弃旧的贵族统治体制。
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势力，也力图在幕府的体制内保住朝廷贵族的权威和保留更多的庄园。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在镰仓建立一个武家政府，在京都朝廷贵族仍拥有公家政府，建立了武家和公家并存的政治体制。
因此，当时事实上存在双重权力，一方面是武家以镰仓为中心行使实质上的权力，一方面是以天皇为象征在京都行使形式上的监护权。在实质上的权力和形式上的权威的互相牵制的政治关系中，武士权力竭力逐渐瓦解封建领主的庄园制，以巩固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取得的封建统治地位。
在这一双重权力的体制下，镰仓文化打破平安时代由贵族一统的局面，存在二元性，即平安时代以来形成的传统的公家文化，与新兴的封建武家文化并存，而且初期公家的王朝文化占据压倒的优势，无论在宗教、文学、学术方面，还是在美术、建筑艺术、艺能方面，都继续保持其古典艺术主义的传统色彩。
镰仓幕府创立后长达约三四十年，源氏三代执政期，武士文化处在草创期。但是，经过承久之乱，北条氏执掌政权后，历经数代约60年，武家牢牢掌握实权，威望大大提高。
在宗教方面，大建寺院，确立自己的教权。在学术方面，经营文库，收集重要的典籍，集中研究。
在文学方面，设立自己的歌坛，聚集活跃的歌人，推动诗歌创作等等，武家文化进入了兴隆时期。
但是，镰仓时代这种二元的文化性格，在并存中互相影响，逐渐融合，至14世纪室町时代走向统一，完成了一元化。
还有，镰仓幕府建立这一社会的重大变迁，必然带来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的重大变化。
武士多出身农村，自然质朴，行为粗犷，日常过着骑马射箭的战斗生活，以习武艺为主。昔日以贵族为代表的优雅和奢侈的公家文化，自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形成武家和公家两者对立的状态。
这种对立，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文化上，一方面是以天皇、上皇、贵族为代表的京都中央集权势力的文化，一方面是以下级武士群为代表的分立封建势力的农村文化。
在公武两者的对立和相克中，武家适时地摄取公家文化，经过长期的逐渐消化和融合，在各种文化领域都取得重大的成果，特别是在艺能和造型美方面，比如在骑射、相扑、蹴鞠、管弦、建筑、绘画、雕刻、文学和新佛教等广泛文化领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来。其中将射骑和相扑列为镰仓幕府的正式仪式上的不可或缺的节目，替代了王朝贵族的传统仪式。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中心位置形成了武士独自的社会文化生活伦理——“武者之习”或“弓箭之道”，还吸纳朱子学的‘大义名分’的政治文化意识，其中心内容是确立家族伦理和主从伦理，即重视行为的价值，拒斥公家贵族的消费文化及其享乐的价值，从而经过长期酝酿，萌生出一种与迄今王朝不同的异质文化，逐步创造出新的武家文化来。
当时，一些战记物语，比如《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描写武士尚勇不畏死，知耻重信义和主从关系，以展现当时武将的风貌和理想形象，同时开始采用“取弓箭习身”一词，以表示武士的行为和道德。武士勃兴期，《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在探讨武士道德课目时，开始使用“兵之道”、“兵之威”，或少有地出现“兵之心”一类评语词句，展示了镰仓时代武士对武艺和武魂的憧憬，同时形容武士乃“与神相通的人”，而对武士的成功，往往归于守护神的保佑，以展示武士的崇武精神和人格力量，试图树立武士的理想形象。
当时虽未使用“武士道”这个词，然而这已成为其后武士道文化的源流。这时期武家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意识、宗教意识和文学艺术意识三个方面，与公家文化不同，大多扎根于庶民生活的土壤上。
一、社会文化意识方面
在思想意识和道德操守上，将贵族社会文化意识的君臣关系，改变为主仆关系，以及将贵族的重官位与权势，改变为勇武和名分等等。
当时地方武士作为领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形成了家族的世袭制度，确立其封建统治的基础。和平时期，武士给下属土地耕作权，战争时期，武士出征，鼓吹忠节，效忠主人，长久地保持这种绝对顺从的主仆关系，并使之制度化。于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确立了新的以孝为基本的家族伦理和以忠为基本的主从道德，成为武士封建秩序的中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
同时，培养尚武的精神，经常举办射骑会、比武会，乃至斗犬会、斗鸡会，强化野性和残忍性的教育。这也是这一时代武士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
二、宗教方面
在武家文化中，宗教信仰非常浓厚。此时新兴以法然、亲鸾为代表的净土宗，以及以荣西、道元为代表的禅宗等新佛教，有别于迄今以“镇护国家”为目的的旧佛教。
新佛教以庶民大众为对象，信仰者不问身份高低，且修行不拘一格，行、住、坐、卧均可。
法然就强调“念佛者，十人即十人往生，百人者即百人往生也”，即“念佛易行”，保证了所有的信众，“念佛往生”、“极乐往生”。当时，新佛教的各宗派都深入农村，接触中、下层武士，提倡这种简易修行。
所以，在中、下层武士中，信仰者甚众，传教的活动空前活跃。新佛教走向庶民化，占据佛教的中枢地位，日本佛教史掀开新的一页。
三、文学艺术方面
武士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发展适合武士性格的文化，确立武士文化的平民性基准。在诗歌方面，武士不仅推行大众化的连歌，而且在敕撰和歌集中发挥积极的革新作用，开始摆脱王朝贵族和歌的人生游戏性格，逐步规范幽玄的歌道，推行以悲哀与无常感为中心的新歌风。
《新古今和歌集》破例容许武士歌人入集，北条氏盛时编纂的《拾遗和歌集》武士歌人入集者就更多了。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更是开了武士家集的先河，创作了不少反映武士生活的歌，唱出：“武士们拉弓，霰子飞落护臂上。万箭齐飞出，呼啸射向正前方，落在那须篠原上。”这首歌大胆采用武士的俗语，形象地再现武士拉弓万箭齐发，落在敌阵那须的小竹原野上，直接抒发了武士豪壮的生活和感情，歌调雄健，富有武者的个性和气魄，给人带来一种新鲜的感受，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武士热心于歌、弓两道文化，被认为是“武士创造的最高的、而且是唯一纯粹文化的作品”。
战记物语的流行，不仅标志着一种新文学形态的诞生，而且反映武士新文化现象的出现，成为武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的变革，文化上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从少数人的贵族文化走向以中下层武士为主体的庶民文化。
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时代适应性，为文化的不断发展开创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