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物博，物产丰富。”
与许多中国人一样，纪力强从小就听过这句话。他确信，这就是中国。
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是，这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众多生物科学家一道，探寻“物博”的证据，期待把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生物物种都记录在案。
寻觅，已进行了近三十年。
12年前，寻觅成果初显。纪力强与200多位科学家寻觅到的4.9万个物种，集结成第一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也第一次与全球生物物种名录实现数据互通。此后，物种名录持续更新，登上名录的中国生物物种越来越多。
今年5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0版完成，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22280个，包括54359个动物物种，37793个植物物种，12506个真菌物种，以及细菌、病毒等物种。相比2019年版，新版名录共新增15971个物种，是历年新增物种最多的一次。
变化的数字背后，记录着生命存在的灵动，也记录着生命消失的悲伤。
小羊倌的快乐
纪力强小时候在成都生活过。他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屋里屋外，追逐着小鸡、小鸭，是年幼时最喜欢的游戏。
那时在学校，每个班都养兔子、养羊。同学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放学后轮流去沟边、路旁、田埂上割草，背回来喂小兔、小羊。看着它们津津有味地吃草，伸手摸摸它们，纪力强就特别满足，“当时，我就想以后当个‘小羊倌’，能天天和它们在一起。”纪力强回忆着童年，开心地笑着。
“小羊倌”学习很好。1978年，17岁的纪力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可学的不是生物，而是原子核物理专业。每天在课堂上、实验室里与原子、质子、中子打交道，纪力强总会想起儿时喜欢的小羊。
大学毕业，纪力强进入一家原子能研究机构。工作了三年，他还是想去养动物。1985年，他放弃所学专业，考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
虽然可能少了名原子核物理专家，但贡献了一位出色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者。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活日益富裕的人们越发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北京百花山自然保护区、湖南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云南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越来越多，可保护的生物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家底儿搞不明白，有的放矢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纪力强说，这也是他开始研究生物信息采集、存储、处理等技术的起点。
1992年，中科院成立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启动了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建设，博士毕业留所工作的纪力强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其中。这是我国首个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也是中国科学院“八五”重大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持续利用的生物学基础》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目还得到了世界银行一笔4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纪力强说，这足以说明项目的意义。
从项目启动的第一天开始，细致，就是纪力强和同事们追逐的研究境界。收入数据库的每一种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注明了名称、种类、最早发现地、生活环境等信息，“有的禽鸟，连它是生活在树上还是树下，都标注了。”纪力强说。
十多年的寻觅，“中国生物档案”不断壮大，虽然记录细致，但此时的数据还没有与国际接轨，“哪些生物是我国特有的，哪些生物在国外还有‘亲戚’，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纪力强说。
遗憾，在2007年得以弥补。当年中国科学院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组织“物种2000”开启合作。按照全球规范，先后组织了国内外200多位分类学专家整理动植物、微生物数据，终于在2008年完成第一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实现与全球生物物种名录数据互通。名录共收入4.9万个物种，包括1万多种动物，主要是兽、鸟、鱼等脊椎动物，以及无脊椎动物和昆虫；3万多种植物；还有少量微生物。
这并不是我国生物物种的全部。此后的12年间，不断有新的发现。
在浙江宁波、绍兴一带的水塘、草丛中，生活着一群小蛙，体长2至3厘米，有着黄绿色的皮肤，黑褐色的条纹，以蚊蝇小昆虫为食。
上世纪90年代末，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费梁在浙江宁波北仑地区科考时第一次发现了这种小蛙，小蛙的体态、特征与上世纪60年代在秦巴山区发现的合征姬蛙酷似，当时费梁把北仑姬蛙归为合征姬蛙物种。
当年鉴定物种的时候，更多靠“目测”。如今，凭借着分子生物学、遗传DNA序列检测等技术，可以揭开更多的秘密。
2018年的一天，费梁的学生——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江建平和博士生张美华对北仑姬蛙进行分子系统学研究。他们惊喜地发现，北仑姬蛙与传统合征姬蛙的遗传基因分化十分明显，经过多次复检复核，反复比对DNA序列，他们确信，这是两个不同的姬蛙物种。
基于这项研究成果，经过多位业内知名科学家的严谨论证和评审，北仑姬蛙以“新物种”的身份进入2020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看着照片中灵动的小蛙，纪力强开心地笑着。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让他有一种老友重逢的快乐，就像他当年蹲下身子，安静地看小羊吃草一样。
白鱀豚的忧伤
白鱀豚照片 供图：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寻寻觅觅之中，不仅有快乐，也有忧伤。短短十几年，曾经出现在名录中的一些物种再也未见踪迹。比如白鱀豚。
白鱀豚，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鲸目、淡水豚科、白鱀豚属。体长可达2.5米，体重可达230千克。
近2000万年，白鱀豚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长江里，它甚至经历了人类的繁衍，被人们称为“活化石”。
每每想到白鱀豚，纪力强就很难受，它已经在长江消失了至少13年。
同样的忧伤，也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的心中。
王丁1982年进入水生所，此后的20年，他和同事陪伴着世界上第一头人工饲养成功的白鱀豚“淇淇”从幼年走向暮年。
王丁他们也曾在长江中，努力为“淇淇”找到了伴侣，期待它们能繁衍后代。可惜，“淇淇”的伴侣患上间质性肺炎，1988年去世，没有来得及和“淇淇”诞下后代。2002年，没有留下子嗣的“淇淇”闭上了双眼。
此时，再返长江，王丁他们发现，已难寻白鱀豚的踪迹。
2006年11月6日，一场规模很大的科学搜索考察启动。来自中国、美国、瑞士等7个国家的40多位科学家从武汉登船，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寻找白鱀豚。
此后的1个月零7天，所有人吃住在船上，从武汉上行到宜昌，再下行到上海，最后返回武汉，行程遍及白鱀豚整个历史分布范围约1700公里的长江干流。科学家们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声学监测设备在水下“听”，时刻派人用望远镜在船头“盯”，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他们曾经以为看到了白鱀豚的背部，但其实那只是一片白色漂浮垃圾……
2006年12月13日，武汉飘着雨，来回航行了3400公里的科考船缓缓靠岸，簇拥在码头上的人们，没有等到好消息。
“很遗憾，我们没有发现白鱀豚。”作为科考队队长，王丁艰难地宣布，他的面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一年后，白鱀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如今，王丁正在为长江另一种淡水豚类——长江江豚的保护奔走。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长江江豚的数量加速减少。2012年调查显示，长江干流、洞庭湖、鄱阳湖地区的江豚总数只剩大约1045头。
2013年，长江江豚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物种保护级别为“极危”。
“一定不能让白鱀豚的遗憾在江豚身上重现！”王丁说，当年他们针对白鱀豚保护提出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殖研究”三大措施，全部用在了江豚保护上。
长江沿线各省都加入进来，仅就地保护，就已经成立了南京保护区等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当年白鱀豚的“家”——长江天鹅洲自然保护区也承担起了江豚迁地保护的重任，“人工饲养+软释放”的保护技术得到成功应用……
今年起，我国将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实施长达10年的禁渔计划，这让王丁看到了希望，“无论是江豚还是白鱀豚，都是长江的旗舰物种，生存状况代表着长江生态的健康状况。保护，不仅仅是延缓它们在地球上消失的速度，也是在保护长江。”王丁相信，持续的保护，江豚一定会慢慢多起来。
汪定的心里还有一个期待：“也许，还能看到白鱀豚，它可能只是躲藏在了长江的某一个角落。”
猕阿的归来
有失去，也有归来。
纪力强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目标是要收“全”中国物种。只有当科学家确认一个物种类群95%以上已经发现的物种都已经系统性地整理好，才会将该类群收入名录中。“因此，名录中新增的物种类群，并不一定是新发现的，而是这一类的物种已达到收进目录，形成一个类群的标准。”
祖国西南，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自北向南并行奔流，穿越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怒山等横断山区。这里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000米海拔高差形成极为丰富的梯级物种分布，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
六普是高黎贡山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生活在山脉西坡脚下的云南省泸水市片马镇。小时候，他就听村里的老猎人讲起山上有一种鼻孔朝天、体毛黑色的猴子，当地傈僳族人称之为猕阿。猕阿非常机敏，生活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坡中段，离地20多米的阔叶、针叶树上。
“这会不会是一种珍稀动物？”长大后的六普没有忘记小时候听过的故事，2010年起，他带着一只水壶、一把砍刀、一支手电筒、一袋干粮，不断进山，寻找猕阿。
2011年10月16日，在一片名叫“腊玛克克登”（傈僳语）的原始森林里，六普遇见了传说中的“猕阿”。
眼前的“猕阿”全身黑亮，肚子、耳朵有白点，鼻子朝天，与生活在高黎贡山的其他猴子完全不一样。六普赶紧趴下，隐藏身形，屏住呼吸，掏出借来的数码照机，摁下快门。
2012年3月14日，六普和同伴再次遇到“猕阿”。这一次，六普不仅拍到了“猕阿”活动的影像，还采集到了它的粪便。
粪便标本很快被送到昆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的张亚平和云南大学研究员于黎带领课题组对粪便标本进行了DNA检测、比对和分析，确定六普发现的“猕阿”种群为中国金丝猴新种群。由此确认了世界上第五种金丝猴——怒江金丝猴的存在。这也是我国除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之外的第四种金丝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