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工作中，企业和老板经常会用到KPI和绩效来量化员工的工作指标，从而达到管理工作业绩以及企业效益的目的。
KPI全称为：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翻译成中文就是关键绩效指标，这是通过对公司企业内部流程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定量分析从而来衡量工作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
企业和老板可以通过KPI绩效管理，把企业的战略目标从定性的描述分解为定量、可操作的工作目标，是一种十分优秀的管理工具。
在现代管理学中，KPI虽然发源于19世纪的西方，但是这种通过定量管理工作绩效指标从而管理人员的方法其实早在我国明朝万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方法就是张居正于1573年发明的“考成法”。
背景
因为考成法涉及到明朝的各个职能部门，所以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明朝管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下图）。
明朝立国后，吸取了元朝相权过大威胁皇权的弊病，废除丞相，权分六部，设立内阁，锦衣卫等机关辅助皇帝办公，单独设立给事中行使纠察弹劾之权。
虽然原本政治机制设立得很好，然而到了隆庆六年，皇帝突然龙御归天，留下了万历皇帝和李太后这对儿孤儿寡母，在李太后和大太监冯保的支持下，张居正实际上成为了掌握秉政之权的“宰相”。
在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期，不属于任何机构的六科给事中从对皇帝负责，变成了对内阁首辅负责，这样张居正就通过六科掌握了官员的监督之权，并且由于皇帝年纪太小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军国大事均由张居正的内阁主持，而张居正经过一系列斗争也终于成为了万历初年的大明王朝CEO。
（图示：明朝政治架构）
· 前言 ·
在张居正的考成法中规定：六部与都察院需要把各个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时间、期限分别登记造册于三本账簿上，登记之权归于六部和都察院，并逐月进行检查工作执行情况。
这样就将KPI中最重要的量化工作和办理时限贯彻进了考成法中。在考成法实际实行中，由六部和都察院发布KPI指标和绩效指标，给官员定下办事规矩与做事期限，这些官员做事的优劣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上司的评价，更加受到六科言官的纠察和弹劾，弹劾的内容以及上司的指标综合评价都会影响并左右官员的奖惩和升迁。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制度的实行都受到内阁的统一管理和核查，这样政令从发布到实施就都可管可控。考成法破天荒地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官员只要不犯错哪怕无作为也不会降职，这种风气使得官场越来越糅杂，人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而考成法的实行正好杜绝了这一弊政，使得官场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在考成法实行之前，明朝官场乌烟瘴气，朝廷养了一批不作为却吃俸禄的人，考成法实行后，以工作绩效和能力作为考核官员的唯一标准，使得大明官场吏治焕然一新。
考成法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官员考评机制，有效实现了考评与纠偏相结合。张居正作为内阁一把手，通过自己实际管理的内阁控制六科给事中，以六科给事中等各部言官控制六部，而由于皇帝年幼，给事中实际由张居正控制，这样一来使张居正的内阁成了改革的中枢，控制了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带起了一支行政能力极强的官员队伍。
（图示：张居正文集）
· 内外联合，独掌大权 ·
作为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想要经营得蒸蒸日上，一把手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魄力、权力和一支敢打敢拼、积极进取的管理队伍，而这一点，张居正比谁都明白，所以要想依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国家，首先是要有绝对的权威。
隆庆皇帝驾崩时，内阁一把手并不是张居正，而是高供。高供作为隆庆皇帝的老师，受到了非凡的礼遇和器重，隆庆在位期间，张居正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成为内阁一把手，但是皇帝死后张居正的机会来了。一方面，当时内庭司里监太监、一手带大万历皇帝的冯保与高供互相看不顺眼，都视对方为死敌；另一方面，刚刚经历皇帝驾崩的孤儿寡母李太后以及小万历也看到了高供千方百计推迟小皇帝登基以及高供的专横擅权，也就是说内宫是想搬倒高供，高供是想维持到手的权力。
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方的内阁次辅（内阁二把手）的张居正就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此刻在大明官场混迹二十余年的张居正重新看到了自己有生之年改革朝廷弊政、匡扶大明天下的宏愿有了实现的机会，他当然毫不犹豫站在了李太后的一边，命运就这样给了他和大明王朝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图示：张居正画像）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李太后和小万历任命当时内阁次辅张居正代高供为内阁首辅，由于李太后非常推崇张居正的人品才学，便请他同时作为帝师，教小万历功课，同时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军国大事，只能将重担压在他身上。
作为内阁首辅后的张居正欣然接受，因为他实现改革理想的机会来了。为了保证自己行动不受到宫廷太监的掣肘，他一改外朝官员与内廷斗争的风气，而是选择与当时太监的一把手冯保保持暧昧和缓和的关系，同时因为冯保也是一个饱读诗书、有才情的人，加上他对于张居正本身带有敬佩之情，二人一拍即合，于是张居正达成了了外朝与内宫的内外联合，张居正此时真正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事实上的一把手，管理国家的CEO（如下图）。
虽然张居正位极人臣，但是他此刻忧心忡忡，因为当时摆在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国家，一个日趋衰亡的政府。
（图示：万历初年张居正实际控制机构）
作为大明王朝的实际CEO，张居正终于在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可是不管是管理企业也好，国家也罢，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因此张居正就需要打造一支官员团队来辅助自己做事。
然而在万历初年，张居正面临的的一个贪墨横行、官员腐化的官场，所以上任伊始，他首先就开始整顿官场，激浊扬清，裁撤了一大批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官员。
不仅如此，由于他选拔官员以实际做事来选择，甚至根本不会在乎这个人的名声如何，所以哪怕当时号称清官的海瑞也没有得到重用，在张居正眼里，海瑞虽然素有清名，号称大明第一清官，但是却不容于官场，跟官场上每一个人都合不来，这样的人不足以成事，张居正也就放弃了重用海瑞的想法。
（图示：大明清官海瑞）
在罢免了一批贪污和不作为的官员后，张居正开始实行自己的“考成法。考成法采用量化官员做事的数量、效率以及时间的方式来提高官员工作效率。
考成法来源于"京察”，它将各个部门不仅仅变成了行政部门，同时还是监察部门，在工作中六部对内阁负责，地方对中央负责，下级对上级负责，最后又扩大六科权力，监察百官对内阁和皇帝负责，并且规定办事时间，官员年终考核也仅以办事效果为准，官员做得好可以破例升官。
做的不好或者不作为轻则警告，重则罢官永不录用。考成法的实施使得政令的发布、传播、施行、成果验收形成了完美的闭环，整个官员还受到了良好的监督，官场的办事效率也大大提高。
而张居正借助与考成法也带出了一批可以做大事的官员，这也为他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财政措施和整肃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成法的实施，可谓是张居正在600多年前的大明进行的一项管理学创举，他改革的意义和做事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玩味。
（图示：张居正“考成法”时期权力划分）
· 成果初显，收效颇丰 ·
考成法经过万历初期十年的发展，考成法受到了不错的效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上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政治上，张居正一扫正德、嘉靖以来官员贪污腐化的不正之风，罢黜了大量碌碌无为的官员。
据统计仅仅因考成法而受到裁撤的官员就占到当时明朝官场总数的三分之一，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的流动性。由于官员的流通加快，使得普通士子凭借能力晋升的通道被完全打开，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比之前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而通过借助考成法的实施行政效率也使得大大提高，社会矛盾大大缓解。经济上，大明国库收入扭亏为盈。
我们知道在古代封建王朝，赋税的来源于可以纳税的土地，但当时由于贵族间非法的土地兼并，使可以纳税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张居正借助与考成法带来的超强执行力，重新丈量了土地，使得可纳税土地增加180多万顷，每年因此财政盈余达到300余万两白银。
军事上，张居正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方法处理北方问题。对于蒙古各部采取以安抚为主，强硬为辅的手段，并且派遣早已在嘉靖成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镇守边疆，使得其不敢轻易南侵。
对于辽东新崛起的女真一族则任用名将李成梁并采取以攻为守、出其不意的打法构筑防线抵御外侮。张居正借助于戚继光、李成梁的威名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大大缓解了明朝在北方和辽东的军事压力，不仅一举扭转了土木堡之变以来边事废弛的颓势，同时也为大明王朝改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机。
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实现了张居正匡扶大明天下的宏愿，而且使得老态龙钟的大明王朝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极大地解放了民间的生产力，促进了万历时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商业的空前繁荣也使得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图示：考成法改革前后对比）
从张居正的一生来看，他利用生命最后的十年光阴，通过合理的权谋，聪明的管理，心怀天下的济世情怀成就了大明历史上最著名的“万历新政”。
纵观张居正的从政生涯，他善于改革，虽然当时天时地利都不利于他成就大事，但是他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将大明王朝即将沉沦的巨轮从历史的泥潭中拉了起来，凭借个人努力，不仅仅自己实现了理想，还拯救了危机中的国家。
这告诉我们，创业过程中事情的好坏和结果都不是绝对的，怨天尤人和抱怨都对结果没有任何助益，只有沉下心来，积极变革，勇于创新，通过出色的管理和个人能力来弥补团体的不足才能实现自己理想，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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