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李鸿章的死对头，在中堂大人实干家历史形象不断被举高的今天，翁同学自然是被大家钉在了耻辱柱上。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编故事手法，为了抬高某一个人，而故意去贬低一个人。历史上真实的翁同龢，没那么不堪。
要知道翁同龢乃是正儿八经的状元出身，学富五车，纵横官场近半个世纪，两任帝师，行走军机处，成为清朝政坛的核心人物。这样的人，怎么会没点儿东西？
首先翁同龢一生清廉，而且刚正不阿，一心为国为民，绝对是个好官。其当官儿这几十年来，干了不少实事儿。
比如，其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亲自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翻案，令冤案得以平反。这不仅仅是忠于职守，更是为平民发声。而他在入值弘德殿期间，更是多次直言进谏，指陈时弊，是当时朝堂上少有的直臣。
在还有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乃是由他支持创办的，当时银行没有营运资金，是翁同龢从其掌管的户部拨出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而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也是在他的提议下开办的。此外翁同龢还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并赞同维新派提出的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等新政。
至于私德方面，翁同龢更是毫无破绽，其人一不贪财，二不弄权，更无利用权力之便，为自己牟利的贪官行径。
他这辈子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藏书，当时的俸禄大多用来买书，甚至为了一本《集韵》更是屡次上门求书，还为此付出了自己大半年的积蓄。而他的藏书某种意义上也保留住了中国的文脉，于民族有功。
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估计没有想到，百余年后，其五世孙翁万戈，却是将近两百件家藏捐给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想来也是令人惋惜。不过，这也不是翁同龢能决定的，毕竟对于他来讲，一切早已经尘归尘、土归土。
但就翁师傅个人而言，无论为官还是做人，那都问心无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行，翁同龢才会被奉为清流领袖。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清流”是个贬义词，在政坛腐败、百姓疾苦的晚清，以翁同癖为首的这群人，确实是官场上的一股清流。他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体恤民情，绝对算是百姓眼中的好官。
相较之下，咱们的中堂大人，可没少利用职权敛财。
所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句晚清名联，上联是真，下联是假。
事实上，世人对于翁同龢的讨厌，更多的是因为他和李鸿章不怎么对付。当年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临战溃逃，清文宗震怒之下严办翁同书。于是他的父亲翁心存也因此一病不起枉然长逝。翁同龢认为这些都是李鸿章的奏章惹下的祸，因而结仇。
后来翁同龢长期利用自己治辖户部，总管财政的权力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是故，有说法称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翁同龢因为私怨，而克扣北洋水师及淮军军饷。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靠谱。翁同龢这种人，虽然保守，甚至于迂腐，但却是君子，公报私仇这种事儿，他多半不会干。
翁同龢确实经常限制北洋水师经费，但都是有原因的。翁同揆作为户部尚书，总管的是全国财政，而不是北洋水师一家的提款机，所以钱款调度，都要从大局考虑。不能说北洋水师要多少，就给多少。
比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翁同龢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乃是因为当时黄河郑州段决口，需要调拨钱款赈灾，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反正我认为翁同龢此举没有任何不妥。
更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军费限制其实都是在甲午战争之前，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也知道战事紧急，于是大开绿灯，一切北洋优先，立即向总理海军衙门拨银650多万两。
李鸿章军队需要时刻训练，需要更新给养，向朝廷要钱并没有错。但翁同漪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国家当会计，精打细算也没有错。
大家不应该以此来对其苛责。
当然了，我们不能说翁同龢就完全洁白无瑕了。他的政治才能不够，手腕不强，本性又温厚懦弱，只宜当作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处乱世，更不堪做大事。
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晚清，作为政坛的核心人物，他的政绩作为，在那个需要变局的时代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他缺乏应对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能力。尤其是其迂腐的文人作风，易生误国坏事之举。
比如甲午战争期间，其作为主战派，盲目自信，缺乏大局判断能力。只知道一味的空喊口号，却不了解战场上巨大的实力悬殊。虽然话句句都是大义凛然，但做出的事件件都让国家受难，说他是“爱国贼”倒也没错。即使没有北洋军费这码事儿，甲午战争的失败，他也是要负责的。
所以，对于翁同龢的评价，有德行，但缺能力。当个帝师大儒，治学育人，绰绰有余。但是主导国政，掌天下兴衰，确实是差了些。从这个角度来讲，称其平庸，也不为过。
但是话说回来，晚清之处境，乃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处理好的。晚清的灭亡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翁同龢这样的人身上。他所面对的人群，所面对的世界，是如此错综复杂，是如此险象环生，早已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纵观翁同龢一生，状元帝师，入阁军机。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但却也没有什么大过错，实不该太过苛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