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多少娱乐节目，在戏园看戏就属于最大的娱乐。所以无论贩夫走卒，还是高官显贵，都喜欢看戏。
但看戏还看戏，权力与娱乐一碰上面，肯定就会出问题，发展到看戏丧志，不理公务，甚至蓄养优伶，那问题就大了去！所以，清代规定官员不许到戏园看戏，不许蓄养优伶，违者严厉处分。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一份上谕：“在京如有需次人员（候补官）出入戏园酒馆，不自爱惜名器者，交步军统领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严行稽察，指名纠参，以示惩儆。”
虽然有禁令，但执行起来，恐怕还是大打折扣，官员经常和优伶混熟，勾肩搭背地进入戏园。于是，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发了一份给内阁的上谕：“如官员侍卫等有‘挟优驰逐，混入戏园’者，著步军统领衙门，严拿究办，立即奏闻，从重惩治。”
但禁令禁的是不许到戏园看戏，没说不可以把戏班叫到会馆、官邸中演戏呀！这个连皇帝都不管！就像嘉庆四年（1799年）的上谕：“地方官偶遇年节，雇觅外间戏班演唱，原所不禁，若署内自养戏班，则习俗攸关，奢靡妄费，并恐启旷废公事之渐。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
在会馆、宅邸请外边的戏班来表演，考虑到年节也要让官员放松一下，所以不禁。但在官署衙门内养戏班，这个还是明令禁止！
于是，各级官员举行团拜活动，包括同乡团拜、同年（同一年考中科举）团拜、同寅（共事官吏）团拜、新春团拜、开印（过完春节后开始办公）团拜、贺任团拜等等，都要演戏，这种称为堂会戏。
光绪年间学者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同乡京官在越中先贤祠（即浙江省会馆）团拜演戏的情况：“是日，浙省同乡在越中先贤祠团拜，演剧设宴。余亦往观剧。到者约五六百人，皆浙人，剧所演极精妙，入夜尤胜。其《战宛城》一出，写得曹孟德军容之盛，如火如荼，虽在狭小剧台上，而有千人万骑之势。夜四更，犹未息鼓。”
越中先贤祠是清代京中有名的大会馆，戏台也大，五六百人团拜看戏，其场面是颇为热闹的。
四川人丁治棠在《初度入京记》也写到光绪年间北京四川新馆举办团拜戏酒的情况：“川籍官吏们上午看戏数场，开午饭，酒肴丰洁，戏文渐入佳境”“至夜，蜡炬星燃，演《金水河》《蜃中楼》二场，妙绝。摆夜酒食面，钧乐未终，夜已深。”
这些京官们喜欢看什么戏？
当时某京官日记中录有一份光绪年间京官新春团拜夜戏单，可知当时京官们喜爱的剧目。戏单上的剧目有：《连环套》《黑风帕》《新安驿》《拾玉镯》《五花洞》《背娃入府》《长坂坡》《荡湖船》《审刺客》《让成都》《红鸾喜》《盘丝洞》
可见官员的戏路也是挺阔的，从三国到水浒，从杨家将到施公案，有武打也有言情。因为京师官吏数量多，官场堂会戏也最多。大老爷们在京中，会同年，会同乡，吃寿酒，贺新上任，那好戏也不知看了多少，每年能看到京官各类堂会戏不下二三十次。
官员看戏看得入迷，看得有趣，但对于民间戏班来说，就真是苦不堪言。因为去唱堂会戏是当差性质，不能收钱，连车钱都要自己贴。官场中下命令给民间戏班，令其到某处去唱堂会戏，令称：“传你们明天唱堂戏！”民间戏班便只好奉命前往。官吏传戏自己看，一般都是看白戏，不给钱。有时候倒并非自己看，而是作为礼品孝敬上司，在上司贺喜庆寿时献上。如是这样，上司多少给戏班一点赏钱。“传唱堂会戏”完全是官场盘剥民间戏班的一项弊政。
但如果肯给赏钱，那往往又会变成花销巨大，浪费公款。张宸在《平圃遗稿》里说到看戏开销：“康熙壬寅奉使出都时，相知聚会，都用清席（不演戏的酒席），至癸卯还朝，则无席不梨园鼓吹。梨园封赏，初止一百文钱，后则千文以为常，至有给纹银一两者。一席之费要花去二十两银。”
花钱还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搞到官员沉湎戏剧，以至于“为排遣日月唯一之当务”，政务怠懈不理，那就成为官场丑闻了。
清代最后一位肃亲王善耆，本人酷爱看戏，曾经在办公的时候在堂上高唱。一次下属刚要禀报公务，“善耆忽一声倒板，四座惶骇，久之乃引散”。此景况被人视为“亡国之怪现象”的代表。善耆府中建有戏台，他常令僚属陪他排戏，对自己喜欢的戏友，还提升官职。他当镶红旗汉军都统的时候，部下副参领韩秀峰喜爱京剧，其兄韩二刁是京中票友里有名的武生，善耆慕名将韩氏兄弟约到家中研讨戏艺，一时高兴，还把韩秀峰提拔为正参领！
前边提过朝廷规定不许各级官署自己养戏班，但晚清禁令驰废，慈禧太后自己都在宫中看戏，让太监学演戏。下边自然也有样学样，为了自娱的方便自养戏班。其中权力大的督抚衙门往往还自己不出钱，而是令首县（也称附郭县，是指古代省、州、府治所在的县，省衙、府衙与县衙同城的县）去承办，结果首县又向各州县摊派，各州县再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民怨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