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人的评价，通常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这意思是说：评价者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评价标准的取舍。也因为如此，对一个人的评价经常褒贬不一，甚至分化为两极，也就毫不奇怪了。就像孔老夫子在世时惶惶若丧家之犬，后代封他为圣人，而五四运动和上世纪七十年的批儒评法中又被打翻在地一样。好在历史都是由后人写的，虽然有时候也似个小姑娘任人打扮，但小姑娘自身的妍媸美恶还是昭示了基本的事实在，因而能让人大体上判别这些评价中间的是非。所以屁股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只是一时，而最终的历史总会给各种评价一个相对客观的裁决。
明末的大儒刘宗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他的弟子、也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眼里，他是"醇乎其醇矣"，近乎完人；但在晚明巨奸马士英及其党羽眼里，则是"以迂腐托其正"，乃是个伪君子。完人和伪君子显然不是同样的概念，却都用在了对刘宗周的评价上，可见评价这东西，其实是有时效性的，时代变了，评价也会变。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据说是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也算是有皇族血统了。不过，在他活着的大明时代，皇帝姓了朱，他这汉代皇族血统就失去了意义，他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都只能说是个有点文化的农夫，父亲在他还没出世时就去世了，他则是跟着外公长大的。万历二十五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入了绍兴府的儒学做了生员，并在同年考中了乡试。因为家境贫寒，刘宗周也免不了随大流去拜见地方长官混个脸熟。有一天照例随大家去拜见一位当官的，这位当官的喜欢干点拉皮条受贿的事情，名声不太好。他的母亲知道后，把他臭骂了一顿，说道："你是为母亲着想才如此这般么？我有稀饭喝喝就够了，你又何必这么做！我怕这样下去，你也是没什么好下场的。"自此之后，刘宗周就不再去干这样的事情了。这件事情说明，母亲在子女成长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在玩弄聪明的人眼里，刘母的做法也是迂腐的紧，刘宗周未来的"迂腐"想来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
万历二十六年，刘宗周第一次参加会试，未考中。又过了三年，到万历二十九年，刘宗周先后会试、殿试中式，殿试第三甲第五名，成了一名进士。他的母亲章氏则在二月二十八日病故，没有享受到儿子中进士的喜悦。只是刘宗周的迂腐，在这时候就已经露出苗头："誓不妄交，非同志士，虽邂逅遇之，必趋而避。"
服完母丧之后，刘宗周去德清拜了当世名儒许孚远为师，并请许孚远为母亲作传。许孚远的学术尊崇程朱理学，讲求"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在给刘母作传的末尾，谆谆告诫刘宗周说：使念念不忘母氏艰苦，谨身节欲，一切世味不入于心，即胸次洒落之明，古人德业不难成。《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乃刘子所以报母氏于无穷也。
中国人读书，常常因为概念先行而曲解文意，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评多半出于这种曲解。其实，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正是让人破灭私欲而服从于道德准则，其本来的意义与"以理杀人"毫无关系——毕竟，人欲泛滥正是道德滑坡的原因之一。刘宗周正是接受了许孚远这样的教诲才成了后来的刘宗周，史籍中记载，他于许氏之说，"终身守之不敢失"。
万历三十二年，刘宗周赴京谒选，被授为行人司行人。从这时起，刘宗周正式进入仕途。行人是过去的使臣，也就是朝廷有什么大事要通报各地抑或出使外国，通常就派这些人去，所以也是个没有实权的冷官。好在行人司原本有许多藏书，加上刘宗周生性又不喜欢交往，所以天天在司里读书，也是得其所哉的生活。
大凡书读的多了，难免受书中理想主义的影响，人也就显得与世格格不入。万历中期的政局已经不那么太平，就在万历三十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楚藩案。万历三十一年八月，楚王府宗人疏告楚王朱华奎以及其弟朱华璧是异姓子，均是假王，不当立。朱华奎行贿首辅沈一贯，沈指使通政使沈子木扣下了奏疏。随后朱华奎疏劾宗人，事情才闹到神宗那里。当时礼部侍郎郭正域署部事（代理部长），主张敕抚按公勘，得到次辅沈鲤的支持，并得到神宗的允准。朱华奎因而行贿郭正域，并愿意以行贿沈一贯同样的钱送给郭正域。郭正域公开了华奎的礼单，自然就牵涉到沈一贯受贿的事实。沈一贯因此对郭正域恨之入骨，遂唆使心腹弹劾郭正域，后经神宗俞旨停勘楚王案，事情才告一段落。随后华奎又弹劾郭正域，郭只好四疏乞休。
另一件事是"妖书"案。"妖书"案发生在十一月，正是楚王案停勘不久。事件的起因是神宗皇帝先是迟迟不立太子，等到立了太子之后，又对太子表现得很冷淡。而当时神宗正宠幸郑贵妃，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又一直在京不去所封的藩地，所以一些大臣私下就议论说神宗可能准备换掉太子。"妖书"就是公开指斥这件事的。首辅沈一贯怀疑是郭正域所为，其心腹给事中钱梦皋因此上疏弹劾郭正域，并把矛头指向了沈鲤。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准备利用此事整掉两人。由于沈、郭两人行事端正，加上得到太子朱常洛的支持，这件事最后以处死生员皦生光而草草了结。
这两件事将朝廷中的大臣明显区分为两派，也是导致后来东林党形成以及朝廷党争激烈化的重要线索。刚刚踏入仕途的刘宗周显然对沈一贯、钱梦皋的做法不满，准备上疏弹劾两人，后被友人劝阻，顾念家人，草疏未上。随即以祖父年老，疏请归养，回到家乡。
这之后外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刘宗周居家服丧。服丧期间，借大善寺教授宗族子弟。虽然家境依然贫困，有时连饭也吃不上，靠向大善寺僧贷米维持，刘宗周也依然足迹不入公庭，即便有地方官吏前来拜访，也拒而不见。
万历三十五年冬天，丧期结束，刘宗周并未马上进京赴选，依然在大善寺教书。次年五月，因病辍讲。生病期间，和他同年考中进士、当时任会稽知县的赵士谔前去看望他，但见他帐子、被子破旧不堪，甚至连喝水的碗也是破的。那时候的刘宗周才三十一岁，正是在人生道路上勇猛向前的时候，但在聪明人眼里，却已经是迂腐得不可救药了。
刘宗周再入仕途已经是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了。因为浙江巡抚高举和巡按王洪基的举荐，当时的内阁辅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都是正人君子，正致力于汲引名流，所以很快让刘宗周以原官复任。次年三月，刘宗周到京履职。
万历三十九年也是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年初的京察，让东林党和宣、昆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明代后期的党争变得你死我活，这次的京察是一个导火索。虽然被视为"东林党"的一方这次获胜，但也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刘宗周这时候再入仕途，并不是一个好时机。由于他是浙江人，而在京察中失利的宣昆党中有许多浙江人，所以他也就成了拉拢的对象。只是这个迂腐的书生实在是不开窍，不仅不理会同乡的邀请，对时称清流的东林人物也不轻易附和。万历四十一年十月，刘宗周上了一道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对当时的政局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疏中既肯定了东林人物的品行，也对他们以清议格天下，四面树敌，以致朝廷之中党同伐异、攻讦不已现象的形成，应负有相当的责任。后人论东林与群党之争争意气不争是非，实来自刘宗周争意见不争流品的说法。
这篇上疏中，有两段文字很发人深省：臣闻之：世之治也，君子尚和；及其乱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党同之患。尚同之念牢不可破，势不能强君子以苟同，则不得不党小人以伐异。臣劝诸臣反其所以攻人者而自讼焉，即为东林之徒者，亦姑反昆宣之戈而卒业于此。交反而两得其平，亦庶乎其可以远怨矣。
……
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顾宪成之学朱子也，善善恶恶；其弊也，必为申韩惨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宪成而救，臣惧一变复为申韩，自今日始。
前一段文字，在《四库全书》的《刘蕺山集》中有些不同，但大意一致。这段文字，指出朋党政治的形成，与小人的尚同之念牢不可破有关。所谓"尚同"，出自《论语》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指小人不问是非而只求言论、行动的一致（同）。尚同的结果，必然导致伐异，朋党也就在这种党同伐异中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刘宗周这里不仅批评了宣昆党，也批评了东林，所谓"交反而两得其平"，便是要求东林党人也应当反省自己的做法（交反），而达成对宣昆党的理解（两得其平），从而避免彼此间的结怨。
第二段文字，则是认为东林党人的代表人物顾宪成的学术遵从朱子之学，但其流弊，则必为申韩的惨刻不情（凶狠苛刻而不通人情）。申韩是指先秦时代的申不害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都主张严刑峻法——出于维护政权而非出于正义的严刑峻法并不可取。刘宗周这里所说的惨刻不情，并非指东林人物主张法治，而是指他们树标太高，以致对人物的品评过于苛刻，也从反面推动了流俗人物的结盟。
虽然刘宗周是个迂腐的书生，但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党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下还是相当理性的。但是很不幸，这种理性的声音并未受到重视，相反，这份上疏递上后，不仅未得到回复（"疏入，不报"），还受到时任南京山西道御史的浙江人孙光裕的攻击，谓为颠倒是非。随后刘宗周再予辩解，并在万历四十二年二月请假放归。而在此同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参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应该诛之以为惑世诬民之戒——这大概是最早公开指斥刘宗周为伪君子的人了。而真实的原因，则是韩浚早前出任浙江巡盐御史时经过绍兴，想去拜访刘宗周而刘不予理睬，因而心中怀恨而已。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刘宗周回到家乡。这之后读书授徒，著书立说。
刘宗周第三次进入仕途则是则天启元年了，当时他44岁。因为天启皇帝登基后起用废籍诸臣，刘宗周受到举荐，所以起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十月初四日入京，十六日履职，二十五日就上了一道《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恳乞圣天子躬礼教以端法宫之则以化天下疏》，参劾宦官魏进忠（后改名魏忠贤）和皇帝乳母客氏，而建议皇帝还票拟之权于内阁，限制宦官干政，以免酿成先前的王振、刘瑾之祸。疏上之后，魏进忠大怒，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当时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力救，最后被罚俸半年。
这之后的刘宗周依然保持了迂腐的本色，照样地一如既往地在一些国家大事上发表他迂腐的言论。天启三年五月，被升为尚宝司少卿；九月，再升为太仆寺添注少卿。由于感到时局日坏，乃上疏请求回籍养病，十一月出京。十二月，魏忠贤提督东厂。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使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但魏忠贤依仗着背后皇帝的威权，并未受到处理，反而上疏攻魏者一个个被处理甚至被罢职。九月，因官职缺员，刘宗周被升为通政司右通政。任命的公文到达刘宗周手中时，已经是这年十一月。鉴于当时的政局混乱，刘宗周连上三疏，一疏辞任，一疏为被处理的诸臣鸣不平，一疏参劾魏忠贤误国。天启五年正月，三疏送达京城，投进通政司。司里的人看到后大吃一惊："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这疏呈上去，马上就会大祸临头。"于是只把辞任一疏呈了上去。随后奉圣旨，"刘宗周藐视朝廷"，革职为民。就这样，刘宗周幸运地逃过了天启五年的政治大清洗。
这之后的刘宗周以讲学授徒为主，并细读了阳明文集，学术上也开始对阳明心学信奉不疑。
刘宗周第四次进入仕途，已经是在崇祯元年十一月了。因崇祯皇帝起用废籍诸臣，刘宗周被任命为顺天府府尹。次年九月到京，朝见皇帝之后，还未履职，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呆子"就给崇祯上了一道《面恩陈谢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皇上毋急小利，而要用尧舜的仁义之道治国，言辞之中，对皇上的一些作为也不无微词：夫尧舜之所以称圣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知。今陛下圣明天纵，卓绝千古，诸所擘画，动出群臣意表，遂视天下以为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为不及，益务为谨凛，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陛下几无可与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陛下之耳目有时而壅矣；凭一己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陛下之意见有时而移矣。[注1]
不能不说这个迂腐的书生对皇上的批评是有些道理的——大明江山最后的易主，与崇祯的刚愎自用不无关系。好在那个时候的崇祯皇帝还努力想当个圣君，所以对刘宗周的上疏也还是作了开明的处理："刘宗周条奏不无疏阔，然亦忠荩，所司知之。"
顺天府尹名义上是京府的一把手，但因为在皇畿之内，朝廷别有命官管理京师事务，府尹反而成了个闲职，所以担任此职的人，一般也落得悠闲自在。只是碰上书呆子刘宗周，真把这个职位当回事，刚履任，就上了一道《京兆职掌久废王畿治化未宣仰祈圣明严饬定制以奏郅隆疏》，要求恢复京尹的事权。疏上，崇祯未予理会。熟谙官场规则的人，这时候早已从皇上的态度中窥出了端倪，放弃自己的理念了，但这个迂腐的书生自作主张地认为："虽然皇上没同意，我自己还是要把这工作干好的。"所以尽心尽责，训师儒，惩贪吏，抑豪强，干得有声有色。
但那个时候，大明朝的境况已经是每况愈下，后金政权在崇祯二年十一月逼近京师，初六日攻下遵化，二十一日攻打德胜门。十二月初，带兵回援京城的袁崇焕被下狱，崇祯皇帝任命总兵满桂领兵拒敌，满桂战死。崇祯三年五月，后金兵才退出京畿地区。
身为顺天府尹的刘宗周，在这段时间充分展现了腐儒忧国忧民的一面。当崇祯二年十一月京师戒严时，四方难民逃入京都，物价涌贵，而军队里面的士兵原本困疲不堪，再让他们守城，也是怨声载道。刘宗周上疏建议撤城门税以吸引商贾、发内帑煮粥以惠饥民、发太仓米以平抑物价、给军士月粮以安军心、行保甲之法以防奸细，等等。这份奏疏虽然崇祯当时未予理睬，但随后煮粥、保甲等法则都予以实施。
此外还有其他的奏疏和做法，这里不再一一罗列，只列举其中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金军队攻打德胜门时，崇祯闻报就不再上朝，一切奏章均留中不报，并且准备南迁。二十三日，刘宗周跑到午门前，奏请皇上召见群臣，批发章奏，作婴城固守计。崇祯不理，于是这个书生就在午门外跪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皇上传话说已经知道此事，刘才离开。随后他又去找阁臣，批评阁臣不去讲求备御长策，反而像路人一样看着事态发展。在阁臣的劝说下，刘这才回到官署。
第二件事是：刘宗周在上疏请皇上视朝不被理睬，天天去找阁臣商量战守之策也无结果的情况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召集顺天府属官吏士民，于城隍庙设立于谦神位，作文祭祀。之后，又向大家宣讲于谦的忠义功绩，激昂慷慨，涕泗交流。还把祭文刻出，送到各个衙门。在这个腐儒言行的感召下，文武大吏渐有感发，极大稳定了京师的人心。
这两件事说明，迂腐如刘宗周，虽然有时候言行让皇上也难以下台，但皆出于赤诚报国之意，而非挟藏私心唱唱高调而已。
实在说，崇祯皇帝虽然刚愎自用，但还是分得清好歹的，所以尽管他觉得刘宗周迂阔不堪，也只是批评批评甚而是严厉批评而已。但皇帝即便开明，也阻挡不了权臣的阴谋。崇祯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有感于朝廷依然未从此前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刘宗周上《敬陈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运以巩皇图疏》，他从皇上到内阁都被批评了个够。比如其中说到的重民命、厚民生，都是针对皇上的。
千不该万不该，这书呆子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内阁：虽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辅臣则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庙以来，士大夫朋党相轧，使忠良尽遭屠戮，而杀机先发于内阁。尤自熹庙以来，士大夫贿赂公行，使帑藏日沦虚耗，而秽德亦先闻于内阁。陛下深惩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协梦卜之求，一时参大政者，卒本之特简，出于人情物论之表。诸臣遭际，不可为不隆，则报称不可不力。臣尤愿阁臣体一人好生之心，弗驱除异己，构朝士以大狱，终国家朋党之祸；弗宠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
按照这腐儒的说法，从神宗以来，士大夫间的朋党之争以及贿赂公行，都和内阁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国家要长命百岁，靠"构朝士以大狱"、"阿人主以富强"是根本做不到的。
那时候，周延儒、温体仁正靠着对皇上的察言观色进入了内阁，看见刘宗周疏中的话，几乎就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进行批评，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于是就借口京畿干旱要举行祈禳活动而刘宗周却称疾不行刺激皇上，弄的皇上也不高兴起来，下旨道：畿邑灾警，屡旨抚绥。刘宗周职司民牧，未见料理。时方忧旱斋祷，辄又称疾不遑，实职不修，空托条奏。且本内字画多讹，"上天"等字俱不高抬，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写本书役，着行重惩。所请首除新饷，节省物力，朕所深愿。但军兴急需何法措应，并《赋役全书》何法速成，刘宗周必有便计，即着明白奏来。该部知道。
大凡一件事情被心怀鬼胎的人一搅合，性质就起了变化。皇上不仅对奏疏的文字格式吹毛求疵，而且要求刘宗周着实回答一些现实问题。随后刘宗周遵旨回奏，提出暂停恢复辽东之策、以民兵替代募兵、清冗员冗费、行节俭，又被皇上斥为迂阔。
书生的毛病就是，倘若话不投机，就选择逃离。刘宗周这会儿被皇上几次三番地批评，就打起了退堂鼓。从崇祯三年七月开始，就屡次上疏请假回家养病。到了九月，这个请求终于被批准。史籍中载，九月二十八日刘宗周辞阙出都，都人罢市而哭，遮道送者千余人，至十余里不去。而刘宗周行李萧然，连守城门的太监见到后也感叹说："真清官也，吾辈死且服矣。"
十一月底，刘宗周回到家乡。这之后，刘宗周就在家乡讲学。崇祯五年九月，曾被推举为通政司通政，但因为阁臣温体仁的阻拦，未得皇帝许可。直到崇祯八年，由于温体仁为相弄得朝廷乌烟瘴气，为言官所攻，杜门求退，崇祯皇帝想想先前置相总不得人，于是大破资格，一面亲自对大小九卿詹翰进行考试，一面让吏部推选在籍堪任阁员的人，刘宗周与原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一道被推举。七月初六日，崇祯下旨，催促三人尽快入京。十月底刘宗周到京，因为吏部传旨官误传圣旨让刘宗周先行陛见，以及崇祯九年正月下旬召对不称旨，刘宗周未能入阁，而只是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宗周正月十一日正式履职，二十三日就上了一道《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纾宵旰疏》，疏中虽然称颂皇上有"不世出之资"，但谁都知道这是套语，真正的想法是在后面的批评里。刘宗周把皇上登基后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都列了个遍，就差直接说皇上治国无方了。那时候的崇祯已被内政外交弄的焦头烂额，所用的大臣又不得力，他自己早已认为自己圣明无比。加上刘宗周的主张又不能马上见效，况且先前对刘的迂腐也心存芥蒂，所以再见到刘宗周这么批评当下的政治，不免大怒，传谕内阁要严加处罚。次辅钱士升拟旨，不称意。于是首辅温体仁又重新拟旨，要予严惩。但崇祯之后再把奏疏翻看了几遍，意识到这腐儒本无恶意，还真是一片赤诚，反而自己先消了气，亲自改了票旨，批评了一下刘宗周而已。
崇祯九年四月，后金政权正式定国号为清。这个明廷的眼中钉愈来愈强大，但明朝廷本身却还是在政治倾轧当中度日。刘宗周即对时局不满，又加上身体有病，五月就上疏请求放归。直到六月下旬，在刘宗周的一再上奏下，崇祯批准了他的申请，准他回籍养病。七月初，刘宗周出京，临走之前，还给温体仁写了封信，痛斥温欺上罔下，排挤同官。走到天津的时候，清兵从宣镇攻入京郊的昌平州，威胁皇陵。刘宗周于是又留在天津，协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军饷，直到八月清兵撤走，才动身南还。
但这个书生在路上也不安生，又上疏指斥朝政，不仅涉及温体仁，还涉及内廷的宦官，因而共同在皇上面前进行诋毁，于是在十月初，皇上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这一次，刘宗周又在家乡呆了五年多。崇祯十四年九月，吏部左侍郎出缺，崇祯皇帝又想起了刘宗周，特命吏部擢用。十一月，刘宗周才接到吏部的公文，随即上疏辞任。次年正月，奉旨不允，令尽快尽快入京供职。不得已，刘宗周于五月离家，十月中旬方才到京，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都察院是明代的监察机构，掌管官员的风纪，的确需要一个正直清廉的人来主管。在这点上，崇祯皇帝任命刘宗周为左都御史，也是选对了人的。然而，正在上演末路狂奔的明朝政权，靠几个正人君子也是挽救不了的。更何况末代政权的腐烂已经深入骨髓，而这些正人君子还常常处在围攻之中，不说力挽狂澜，就是自己也往往命悬一线。
书呆子刘宗周上任才两天，又拟了一道《微臣草莽有怀敢因咨诹所及入告圣明疏》，疏中依然是充满了批判现实之词。比如说"民少而贼多，官增设而事愈坏。今但缓得一份催科，便减一分盗贼；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骚扰"，也只有这种迂腐的书生才敢说。大概是觉得言语太过激烈，这份奏疏最终未上。不过，这之后的两个月内，他呈上或未呈的奏疏十余件，都是事关国体的。当然，也照例地从首辅周延儒到各类官员都得罪了不少，甚至也惹得皇帝不高兴。
时间就这样走到了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崇祯皇帝常朝结束后，照例召集内阁、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以及起居记注官到中左门问政。过程中，就涉及到此前因上疏惹恼皇上、正在锦衣卫镇抚司狱受刑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刘宗周出奏道"国朝从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伤于国体"云云，崇祯大怒，说道："我处理一二个言官，如何就扯上有伤国体！你刘宗周愎抝偏迂，又怎能胜任都察院之职？"下令"刘宗周革职，刑部拟罪即奏"。在其他大臣的劝解下，崇祯最后去掉了"刑部拟罪"四个字。就这样，这个腐儒在干了68天的左都御史后，又一次被罢官回家。
由于路途不太平，刘宗周走走停停，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崇祯十六年的六月了。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下北京，崇祯吊死。五月初，刘宗周方才得知皇上死讯。这个腐儒义形于色，马上要求浙江巡抚黄鸣俊出兵北伐，并写信给总兵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要求他们会师讨贼。不仅如此，他还招集技勇之士，准备讨敌，后因福王诏命复官而作罢。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福王朱由崧在凤督马士英以及总兵刘孔昭、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监国。五月初十日，下诏起复刘宗周原官。刘宗周辞任未果，于六月初八日离家前往南京。在路上，先后上有四疏，均署以"草莽孤臣"。其中《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指斥高杰、刘泽清在国难当头时不去杀贼，反而以安顿家属为由逃回江南，按律当斩。随后又上疏批评马士英借定策之功拉帮结派。那时候，浙江巡抚黄鸣俊正提兵入觐，在京口与南明江防军队发生了冲突，被传成刘宗周要协同黄鸣俊领兵内请君侧、外讨诸镇，让马士英深感震恐，传令黄鸣俊不得陛见。而高杰和刘孔昭则派人在半路上刺杀刘宗周。所幸刺客人性未泯，被刘宗周的言行所感动，最终放弃了刺杀。
七月十七日，刘宗周到达南京。二十一日，他就上了《陛见礼成闻言引罪乞赐罢斥疏》，纠参马士英"进无恢复之图，退鲜画江之计"。随后又上《微臣义不受辱以辱朝廷乞赐处分疏》，参劾刘泽清以武臣而参劾文臣，且试图谋害自己。那时候，内阁的高弘图、姜曰广对刘宗周赞赏有加，所以尽管有马士英等人对他的攻击，刘宗周尚可以安然无事。
八月六日，刘宗周正式履职。那时候，马士英等人见弘光皇帝对刘宗周也似有倚重之意，就开始造谣说刘宗周疏中劝弘光"移跸凤阳"是意图不轨，又说刘宗周养死党三千潜伏丹阳，准备另立皇上，让弘光心存疑虑。八月三十日因安远侯柳祚昌推荐阮大铖知兵，内廷不经朝廷公议直接任命阮为兵部添设右侍郎。九月初三日，刘宗周上疏抨击阮大铖，谓"大铖进退，关江左安危"，受到弘光皇帝的严厉批评。九月初八日，姜曰广乞休，允之。次日，刘宗周乞休，允之。十月初五日，高弘图第四次上疏乞休获允。三人先后去国，马士英一派最终完全控制了南明朝廷的权力。
次年五月，清兵攻下南京，弘光皇帝逃往芜湖，被降清的总兵刘良佐活捉。马士英则逃往浙江。随后潞王在杭州监国，六月十三日在内奸陈洪范的诱导下降清。
刘宗周在得知潞王降清后，还试图联络明朝的旧臣进行抵抗。在知道附近的官民已经向清兵表达了投降的愿望，而恢复明朝政权的希望非常渺茫时，于六月二十六日完全绝食，闰六月初八日去世，前后绝食13天，去世时享年68岁。
这就是一个腐儒的一生。他这一辈子，都对现实政治持毫不犹豫地批评态度，清贫，正直，廉洁，忠诚。以他的政治资历，无论是弄权还是弄钱，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选择了另外的道路，一条在聪明人眼里愚蠢之极的道路——道义。他以书生的迂腐对抗世俗的功利，虽然他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但这种精神，正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应当提倡的。当拍马逢迎替代了这种书生气的批评之后，王朝也就在一片看似和谐的颂扬声中落幕，而最终破坏甚至出卖王朝利益的，正是先前唱赞歌的那些人——比如温体仁、周延儒、陈演、马士英、阮大铖、刘泽清、刘良佐，等等。
2020年12月2日于了不了斋
【注释】
[1]引自《崇祯长编》卷二六。原疏全文见《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册第46—51页，本段文字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