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文昭栏目 “谈古论今”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接着上次的话题聊古罗马民主与古希腊的区别。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集节目里我把这外个区别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血缘的界限，作为古代世界民主灯塔的古代雅典在它黄金时代的公元前五世纪，认定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父母都必须是雅典人；而古代罗马在立国之初由于其人口血缘构成上的复杂，反而从起步阶段就跨越了血缘之墙，具备了日后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基因。第二个区别在于古罗马的政体从一开始就有分权色彩；公民个人意见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是通过集体票间接反映的，这有别于雅典一人一票地计算，让多数人意见统治的直接民主。雅典的民主也缺少分权的机制，多数人的意见不仅能直接决定选举、战争这些大事；还能做出司法判决，剥夺公民生命。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公民陪审团判处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讲，雅典式的古代民主更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
今天来讲第三个区别：古罗马民主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性格，而古雅典民主则具有理想化的倾向。
这两种性格的区别体现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上。古代罗马和雅典都有贵族和平民的矛盾，而且结果都体现为平民权利不断扩大，但古罗马的政治性格是：平民不谋求革命式的变革，不谋求推翻或消除贵族阶层，而是满足于在具体的事情上得到对方的妥协。平民不谋求取得所谓“领导地位”，而是满足于分享权力，缩小阶层之间的差距。如果以近代欧美的政治性格作对比，古罗马较为接近英、美的政治保守主义；而古代雅典则具有和法国人类似的革命激情，有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义色彩。下面做出解释。
从共和国时代的前两百年、平民地位不断上升的这段时间，古罗马的保守主义政治性格在保民官制度产生、和成文法的制定过程中很突出地体现出来。
贵族和平民矛盾的第一个引爆点就是贵族利用平民的经济弱势，把平民变成债务奴隶的事。一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一名接近60岁的老人（古罗马男子六十岁是兵役上限的年龄）一天来到罗马市中心的广场向人群诉苦。这名男子衣衫褴褛、容貌憔悴。但看神色并不像是难民或者奴隶，大家好奇地围观，听他讲诉自己的遭遇。
原来他是一名共和国的老兵，参加过无数次保卫罗马的战斗（当时罗马每年都有仗打），还当过百人队长（这是罗马公民的一项极高荣誉）。但是在一次战争中他的农田成了战场，房子和农作物都被烧光，为了重建家园他不得不向人借高利贷，可是收成又不理想还不起钱，于是他就变成了债主的财产，由公民变成了农奴，还不时受到主人的虐待。老人讲诉完自己的遭遇，脱下衣服来让众人看身上的伤口，既有战争中受的刀伤，还有被鞭打的伤痕。
这个场景让罗马市民们义愤填膺，他们群情激昂带着老人直接堵了元老院的大门，要求当政者们立即采取措施杜绝罗马公民沦落到此等遭遇。罗马全城一天之内就沸腾起来，笼罩在即将爆发革命的气氛里。这架势和突尼斯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的情景颇有几分相像，因为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受到“城管”的殴打愤而自焚，点燃了群众的怒火。
之所以一个老人的悲惨遭遇能让全城沸腾，除了罗马人的习惯急公好义、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血性之外，长久以来贵族和平民间积累下的矛盾是关键原因，老人的出现是导火索而已。罗马的军事组织是武装平民为主的公民兵，可是由于平民相对于贵族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频繁地参加战争就会使他们的经济处境更恶化。
贵族有较多的不动产、有奴隶作为劳动力，他们离家作战就算时间长，也都还能有稳定的收入。而平民长期离开了家园作战，耽误了耕作，收入就会极大受影响。古罗马没有职业的雇佣兵，公民以服兵役作为向国家直接交税，所以要定期轮流替换，否则家里的农田没有照顾就会荒芜，但即使有轮替，兵役对于家产单薄的平民来讲仍然是很沉重的负担。一旦错过农时，很多人就只有借债，在来年收成之前度过一段艰难时期。但一遇到天灾人祸借的债还不上，债务人就有沦为债务奴隶、以身抵债的危险。为保卫罗马而流血的人，却还要面对这样的处境显然是极不平公的，这名老人的遭遇既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和义愤，也激起了人们对自己未来的担心。
眼看罗马就要爆发革命，可元老院又因为迟迟凑不齐法定开会的人数而无法议事，当时的执政官之一塞比流斯，只得临时向平民们提出一项口头承诺：“不论是谁都不能拘禁罗马公民，不让他应执政官的征召服役。罗马公民因为执行军务不在家期间，也不能变卖或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
这个承诺暂时安抚了人们的情绪，在接下来的几场战争中，平民们踊跃参军，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是正当人们满心欢喜地期待这项承诺变能成为法律的时候，却受到另一名执政官的抵制，人们非常愤怒。这个时候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人们愤怒的表现不是占领元老院、驱逐执政官。而是聚集在罗马七座小山丘中的一个，拒绝服兵役，这算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可罗马三天两头都有仗打，元老院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了一位与平民关系良好的独裁官，由他来安抚平民，承诺只要战争结束就会向公民大会提出法案，禁止把平民变成债务奴隶。平民们又心满意足地下了山应征入伍。果然在独裁官马尼乌斯任期届满，履行承诺向公民大会提出了法案，结果是这项提案被否决了！我们之前说过，罗马是军事民主制，财产上占优势的第一等级公民，负担的军事义务最多，也有最多的表决权。最富裕的第一等级公民是贵族为主，平民在财产上大多居于第二等级之后。贵族利用表决权的优势否决了提案。平民这回真的怒了，不过还是没有占领元老院、发动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而是跑到比第一次更远的地方聚集起来，拒绝服兵役。这次元老院如果再拒绝他们的请求，罗马就有分裂的危险，平民就有可能出走建立新的城邦。罗马的贵族这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妥协，就是在政府设里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保民官”，这算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次极其富有创造力的妥协
保民官有一项最重要的权力：否决权。任何政府的决策，最初创设时名额为两个，只要有一个保民官认为某项政策会伤害平民的利益，就有权否决，不得实施。同时保民官只能由平民担任，贵族出身的人不得染指。同时保民官的选举过程也排除了贵族，由罗马平民组成的部族会议选举产生，这个会议贵族不得参与。
这个结果看起来是平民们大获全胜，其实也不然。保民官行使否决权有个条件：就是战时不得行使。可是罗马年年都有仗打，等于保民官就一直没得着机会行使他的最高权力，这项权力虽然赋予了平民的代表，但被长时间悬置，贵族们事实上并没有眼下就蒙受损失的危险。
但是毋庸置疑，保民官的创设是罗马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平民阶层分享了国家治理的权力，缩小了社会阶层间的鸿沟。另一项后续措施和创设保民官同样重要，就是保民官卸任之后自动成了元老院议员。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因为设立保民官使政治活动完全按阶级划线，社会阶层被割裂固化。保民官只能由平民担任，他卸任以后又进入了贵族圈子元老院，于是就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平民贵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线不断模糊化了。
导致了保民官产生的这两轮平民撤离，被称作“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过程中矛盾双方的最大特点就是都保持克制，平民拥有武装却没有发动革命；贵族也握有相当的实力却没有武力镇压，而是相互妥协，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修补，平民对取得的有限进展而满足；而贵族也认可平民要求的合理性，满足于权力的削减在一个较长过程内发生。它已经具有近代宪政体制下政治斗争的色彩。
这种渐进变化的保守主义特点，还体现在罗马的法典制订上。罗马人对待法律的习惯基本上也就是近代英美法系的特点。罗马人一般不废除、也很少修改已经制定的法律，而是制定新的法律，新的诉讼主要依据新的法条来裁判，那么旧的法律被使用的少，渐渐就失去了效力，依靠时间积累起新的判便和习惯，新法的权威就取代了旧法。我们上次介绍罗马人民大会的演变其实就是这个思想，从最古老的的库里亚大会，到百人队大会，到以平民为主的部族大会，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新的大会不过就是罗马人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新发展出的另一种聚集形式，只要把重要的问题转移到新聚集的大会上来决定，如此这般一段时间后形成习惯，新的大会就取得了老大会的权威。至于老的大会形式也还留着，不会去废除它。
其实英国的宪政也是按这个思路搞起来的，从《大宪章》时代开始，英国玩了八百年的宪政，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英国的宪政就是由这八百年间的一系列文件和习惯造就的，包括《大宪章》、《森林宪法》、《权利法案》、《国会法案》、《王位继承法案》、《下议院法案》等等。新的法案是对过去法案的调整和修正，老的法案并不废除。美国的宪法也是这个思路，1787年宪法的原文一字不改，只是不断地追加修正案，具有宪法的同等效力。都是延续古罗马的立法思路。
古罗马著名的《十二铜表法》诞生于公元前450元左右，是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后的40几年了，因为条文被刻在十二块铜牌上而得名。其实当初几乎引发革命的平民债务奴隶问题这40几年都没有彻底解决，因为第一次撤离运动闹出了个保民官，这一将就，就将就了20几年，到公元前471年又闹出了“第二次平民撤离运动”，保民官增加到4个名额，平民也要求把已经取得成果法律化，再磨磨蹭蹭到公元前454年，元老院终于认可以人民大会要求制定成文法典的决议，派出三人考察团去民主灯塔的希腊考察一年，回国以后又磨蹭了几年才制定出《十二铜表法》。
但其实《十二铜表法》也没有干净彻底地解决债务奴隶问题，只是又退了小小一步，对把公民变成债务奴隶追加了一些限制条件，就是：到期不能偿债的人，先拘禁60天，60天过后还不能偿债的，才可以把债务人卖为奴隶，但服兵役期间可以不算。直到什么时候罗马才彻底禁止把本国公民变成债务奴隶呢，又得等到差不多120多年之后，公元前326年。
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到公元前326年通过“波提利阿法案”，彻底禁止以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债务抵押，这中间还发生了公元前367年著名的《李锡尼法案》，规定两名执政官里必须有一人由平民担任 。第二年选出了第一个平民执政官；公元前351年选出第一个平民财务官；第元前332年选出第一个平民法务官。这几十年间贵族和平民之间政治地位的差距不断缩小。到最后废除债务奴隶说得上是水到渠成，罗马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到最后那一刻不管对贵族还是平民，都感受不到多大的冲击了。
从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因为债务奴隶的矛盾闹出第一次撤离运动，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间走过了差不多170年之久。而雅典梭伦改革里废除公民债务奴隶的“解负令”几乎就是在一天内完成的，所有因欠债被卖为奴隶的雅典人，在国内的一律释放。被卖到外邦的国家出钱赎回。要完成这样的变革严重伤害到贵族的利益，就必须有政治体制上同样力度的变革作为后盾。所以梭仑改革建立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四百人会议作为政府机关，极大削弱了贵族的特权。梭伦改革比起中国的商鞅变法是要温和很多，但和古罗马相比又有激进色彩。梭伦改革之后雅典经历了民主和贵族寡头复辟的争夺，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克里斯提尼改革用“陶片放逐法”来阻止寡头复辟，公民可以投票，把某个大家觉得可能破坏民主制度的人放逐出城邦十年。（不需要有证据、有弹劾的程序，只要大家觉得这人有危险就行）。
在古代雅典，平民与贵族以敌对关系为主，平民在驱逐贵族过程中掌权，失去了贵族阶层的牵制，雅典的民主也不断朝浪漫化、抽象化的方向发展。所谓浪漫、抽象，就是不问个人的经济地位、也不问各自为城邦实际做的贡献，只要具有公民身份，权利就完全平等。在公元前五世纪伯里克利担任执政官期间，以发放津贴的方式鼓励贫穷阶层参政，也终于办起了社会福利。
而罗马是在贵族和平民的彼此牵制、长期共存中，各自都接受这种状况，通过妥协和融合一步步磨合出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所以左、右两条走向民主的道路，在古希腊和罗马那里都能找到源头。这两条道路哪条更加合理，如果以国运的长久、国家的强大为标准的话，那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