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南渡以后，北伐便开始提上日程，期间虽然也曾经战和不定，但北伐始终是南宋对金战略的主线，起码明面上没有放弃收复失地的努力。只是事与愿违，150多年的时间，北伐始终没有成功。窃以为，南宋北伐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君臣不和，也不是缺乏良相，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南北分治是“天命”，北伐成功才是意外。
第一，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导致中国古代多次出现南北分治，在宋代以前由南向北统一全国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北向南统一才是常态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地理位置和历史，塑造了几乎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这种差异不单单表现在生活习惯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上。在宋代以前，中国文明的中心大体是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的黄河流域，逐渐西向东移动，这也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流在北方（中原），经过南北朝时期、唐代末期以及宋代三次大的人口迁移，南方才得到比较彻底的开发，经济开始超过北方，但到南宋以前，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形成。中国历史上，东西对抗或者是割据也是存在的。如前述，中国文明的中心长欺位于黄河流域，战国时秦国与其他各国的对抗，甚至到刘秀的光武中兴，都是东西对抗。到了三国时期，东西对抗开始转变为南北对抗，主要原因是两大河流和秦岭山脉的南北阻隔，天然形成了割据的屏障。同时，南方开发的程度不断深化，支撑政权稳固的各种条件都趋于成熟，南方政权有了对抗北方政权的能力。
比如三国时魏和蜀、吴之间的对抗。但结果呢？宋代之前全国统一的战争，全部都是由北向南，而从南向北成功的没有一例。比较接近成功的是秦末项羽推翻秦朝，但项羽也没有统一，最后陷入楚汉相争，由刘邦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刘邦的统一则是从关中地区开始的，也不是南向北。纵观中国历史，由南向北完成政权统一的只有明朝的朱元璋，而且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曾定都南京。不过南京作为都城只持续了37年，朱元璋死后又被朱棣改了回去。这也是南方城市唯一一次作为全国大一统政权的都城。朱元璋统一全国，其实也不是直捣元大都，而是在平定东南的基础上，过淮河--山东—河南—潼关—河北—元大都—山西—陕西—四川，过程相当曲折。南北分治常有，但如朱元璋雄才大略者不常有。即使到了现代也一样，最近的一次是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
南宋和金大概以淮河为分界线，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以北为金统治区,以南为宋统治区，包括今天的四川省东部，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湖北省，浙江省，湖南省，福建省，江西省，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陕西省南部。可怜南宋偏安一隅，既无势如破竹奔流而下的地理优势，又无傲睨天下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无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宰相，好不容易出现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中兴四将”，又被在体制内被搓圆搓扁，个别人如岳飞干脆杀掉了事，能南北分治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
第二，长期的战时税收政策打乱了正常的经济规律，经济崩溃是必然的，而经济的崩溃破坏了南宋的战争基础
宋朝从立国之初，真正的太平日子还得说是“澶渊之盟”之后的百十年时间，先是内战讨平诸国，这算是最顺利的时候；然后和辽国、西夏、吐蕃打，接着是和金国打，最后是和蒙古打，后面这些战争里面，除了对西夏有过短暂的部分优势，其他的战争无一不败。这也导致了宋朝经济多数时间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战时经济体制特征比较突出。特别是到了南宋，不仅仅是只占据了“半壁”，而且四周都是强敌，数次大规模的北伐和练兵备战，导致南宋的财政政策几乎以加派赋税以保证财政供应为中心，经济逐渐崩坏。诚然，有宋一代，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最高时全国GDP占整个世界的6成以上，说宋朝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南宋虽偏居一隅，但人口和经济规模可不少，“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人口的增加也客观上为工商业的发展展提供了直接动力和基础条件，所以南
宋的财政绝对值还是比北宋要高的。但是，要说南宋的财政多到了宽裕的程度 ，我则不敢苟同。实际上，南宋的财政每年都是负数，财政拖累了北伐，这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说：“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这6530余万是收上来的钱，所以称“缗”，不含正税，这6000多万是商税（南宋正税量小，一年也就是2000万的样子）。要说这么多钱，也差不够了吧？差得远。南宋为什么要发行“会子”？主要不是为了方便流通，而是为了弥补赤字、筹措军费。南宋的会子在绍兴年间开始，三年发行量为1000万贯。开始币值还很稳定，但从1171年（乾道七年）开始，会子发行量从1000万突破到1800万，此后逐渐升高，到1232年时发行量已达12900万缗，1240年达到了空前的2亿3000万缗，超过财政收入的多少倍？1240年会子刚发行时，一贯（面值为一千文）会子就只能兑铜钱250文，本年
度以前发行的会子最多只能兑50文，贬值率2000%。除了发行“会子”，南宋的战时税收政策还有哪些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月桩钱”。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月桩钱者，自绍兴二年冬始，是时淮南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元直、朱藏一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钱十万缗应副。”在宋代军队的月饷称为“月桩”，因而得名。北宋南渡之后，迫于军事压力，为了满足军用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开征税源，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然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赋于民，如江南之科罚，湖南之麹引，在上者迄无以禁之，大为东南之患。“对于如何运转，南宋朝廷并未明确，但却规定有数额，“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桩”、“虽无常入而有常额”，这种不问来路的税收，给了基层极大的自由空间，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月桩钱的名目之下，包含了许多州县自己设立的税收名目。《宋史》记载：“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解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而民困极
矣。”《宋史·秦桧传》则有“官收一岁之赋，民输两倍之积”的说法，可见其对经济的冲击是多么大。另一个是“总领所”。财政税收体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军队的供应，为解决军需供应的矛盾，“总领所”应运而生。总领所就是为保证某一方向军队的供应，在中央财政之下设立的中央财政区域（军事）结算中心。总领所最早是为岳飞部队所设。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朝廷派户部员外郞霍蠡单领一司，专为岳飞部催督钱粮。估计是效果不错，后来在全国推广。绍兴十一年，又设3个总领，即淮东总领，负责镇江诸军钱粮；湖方总领，负责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负责建康、池州诸军钱浪，如此，把原有的中央--各路转运司-州县三级财政体制变成了四级，形成了财政分区供应的格局。想法是好的，毕竟战时军需比较特殊，总领所的设立可以大大加强中央财政的力量，进一步提高效率，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只是大好设想之
下，南宋朝廷却忽视了一个问题：总经所总揽了区域财经分配大权，地方税收截留过多现象得到抑制，但同时也导致地方财不足，地方要完成征调和财政任务，只能通过非法手段加征。李纲就曾说：“一路州县又有养兵、给官吏廪之费，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赋之外，加数以取于民。”最终结果除了底层百姓群情汹汹，官也不好受啊，《宋会要》曾记载：“为令丞者，日坐汤火涂炭，而每不聊生。”，您瞅瞅，这估计就是“官不聊生”的出处吧！因此说，这些战时经济政策的持久实施，后果只能是涸泽而渔，坏了基础。
第三，多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思定是当时的客观现实
人类繁衍生息有赖于稳定的环境，任何时候都是人心思定而不是人心思乱。古 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在战乱与和平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和平。我国古代是没
有国家观念的，根植于民众思想的是改朝换代，这个朝代灭亡了，下一个朝代又来了，普通民众在哪里都是抽丁纳税，换了谁不一样啊！这种状况直到清朝末期才开始改观，特别是经历了抗日战争，我们的国家观念才逐步形成。关于南宋北伐收复失地的民意基础，历史上缺乏相应的统计，有的也只是一鳞半爪的事例，都不能说明问题，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也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姑且算一半一半吧。也正是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绍兴年间岳飞的北伐才能一路凯歌，因为那个时候，南宋还有南渡的百姓数千万，军队的主要将领也几乎全是北方人，如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等，朝廷赖以支持抗金的内外大军的主力也是北方人。可是随着战局的胶着，国用连年不足，百姓负担日重，尤其是“绍兴合议”和“隆兴合议”的签订，朝廷的公信力一步步降低，再加上南渡百姓的后代对故乡的感情也越来越
淡泊，北伐失去民意也在常理之中。这期间南宋民众因不堪压迫屡屡爆发起义。除了著名的钟相、杨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外，公元1130年建州（今福建建瓯）起义、公元1165年湖南宜章县起义、公元1175年湖北起义，等等，南宋朝廷不得不派兵镇压，我估计岳飞、韩世忠等人手上沾的义军鲜血比金兵的都多。
那么身处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对于南宋的北伐又是什么态度呢？金国在金世宗完颜雍之前，一直以南征为国策，说实话，金国的情况不比南宋好。其中发生在1161年的内乱，几乎就要搞垮金国了，而这个绝好的机会南宋却没把握住。这年金国继位的是金世宗完颜雍，这是个有为的人，在位期间勤政节俭，选贤治吏，轻赋重农，尊崇儒学，对占领地的汉民采取了怀柔政策，对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大定二年（1162年），金国把来自中原参加南征的步军都遣返回家，同时到山东招抚铤而走险的农民，只要及时归农，罪名一律赦免。所以当南宋在恢复经济
时，北方也在不断繁荣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尧舜”的美名。自完颜雍开始，金国就再也没有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行动。而当开禧北伐时，北方的汉人也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了，这就是分裂的必然后果。
无论是高宗的“绍兴议和 ”还是孝宗的“隆兴议和”，其实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声音。我丝毫不怀疑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冲天豪迈，也不怀疑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雄心，只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惯性不是一个皇帝或者将军可以改变的。就南宋来说，维持南北分治的现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下力发展经济才是上策。只是不曾想随后继续的北伐非但没能灭了金国，又间接帮了蒙古，最后连南北分治的局面也维持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