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历朝历代，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汉人大臣们通常认为皇帝出巡只是贪图享乐，因此，每当有皇帝想要出巡时，总是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乾隆六年（1741年），首议木兰秋狝的乾隆也同样遭到科道官员们的反对，但乾隆态度却十分坚决，他的理由也更加充分：
“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时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
若平时将狩猎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
在乾隆看来，天子巡幸不仅仅是“敬天法祖”的表现，同时也是“勤政爱民”的体现。
乾隆十二年（1747年）时，乾隆在避暑山庄读书作诗之余发了一通感慨，其表示：
三代之后，时间最长的不过汉唐宋明四朝，但即便这四朝，往往在一二代后即发生内乱，究其原因，主要是继任统治者不知开国劳苦而怠于政务。
有鉴于此，圣祖（康熙）在平三藩后即行巡狩，虽有耗财劳众之弊，但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总的来说，“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也”。
乾隆的意思十分明白，作为一国之君，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而应该走出深宫，体察民情。
如对于“宋主微行”一事，乾隆即认为，“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当然这个做不到）；
而对于元顺帝“端居深宫，委柄臣下”并因汉人大臣反对而放弃北巡塞外的做法，乾隆并不赞成，其认为“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
为了避免如隋炀帝等人好于玩乐的指责，乾隆有一点非常聪明，那就是善于借用儒家的“孝道”。
乾隆朝的早期巡幸活动大多奉太后而行，这一方面是乾隆事母至孝，而太后钮钴禄氏也堪称身体强健、喜欢出游；另一方面，乾隆也可以“尽孝”为名，令臣下无从反对。
如其在首次南巡前发布的谕旨中所称：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
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
……辛未年(即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
如此一来，大臣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乾隆南巡呢？
“奉母出游”的借口固然冠冕堂皇，但乾隆南巡的目的绝不仅于此。
事实上，乾隆六次南巡之举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动或喜欢游山玩水，其屡屡出巡的真正原因和愿望，实际上是借以创立和巩固他心目的“全盛之势”。
换言之，乾隆效仿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其主要动机在于牢固控制江浙并充分利用江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巩固其统治，发展其“盛世”。而这，才是乾隆真心想做与要做的。
乾隆对江南尤其江浙的重视，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人文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一向是鱼米财赋之区，两省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
按：乾隆十八年时，全国在籍田地七百零八万顷，征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余两、粮八百四十万余石，江苏民田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二百一十五万余石，浙江民田四十五万余顷，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一百一十三万余石。
再以盐课为例（清廷于田赋外的第二大收入），江浙几乎占到全国总数的近七成（乾隆二十九年全国盐课三百八十余万两，江浙二百五十八万余两）；而在每年运京的400万石漕粮中，江浙贡献了近250万石。
由此可见，江浙二省对于清廷是何等重要了。
此外，江浙也是人文茂盛之区，才子学人、科考功名远胜于他省。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61名状元中，江浙占了51位，而榜眼、探花及二、三甲进士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按：顺治朝8名状元中有6人来自江浙，康熙朝21名状元中，除山东邓钟岳外，其余20个状元都来自江浙。雍正朝5个状元，江浙居其四。乾隆朝27个状元，江浙占了21个。
由此，江浙官员任职之多、之广、影响之大，都是他省难以望其项背的。此外，江浙两省也是前朝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与举动也一直令清廷不敢掉以轻心。
综上所述，乾隆南巡也就成为必行之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