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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玉器的发展主要是在两汉国力强盛时期。汉代玉器并不是对战国玉器简单的全盘继承,而是在战争频仍,社会生活剧变的情况下,对玉器的品种及其组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出现了崭新的风貌。
两汉墓葬遍布全国。但在汉墓比较集中的洛阳烧沟与广州墓区,出土玉器却较少。出土具有代表性玉器的墓葬有河北满城刘胜、窦绾两墓,定县中山怀王刘修、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等墓及广州象岗南越王墓。
目前发现最早的汉玉是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镂空羊脂白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和玉辟邪。这几件玉器皆以和田玉琢成,玉质温润,琢磨精细,充分显示出玉料所独具的晶莹润泽的魅力。特别是羊脂白玉仙人奔马,作马踏祥云、腾空飞奔、张口嘶鸣状,背上骑一双翅羽人,手扶马颈,神态自如,遨游于天空。此当系汉代流行的“羽化登仙”思想的反映。渭陵附近出土的玉器反映了汉玉豪放博大的时代风格与帝王玉的特点。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窦绾墓出土的玉器,完整地体现了西汉盛世的王侯葬玉序列与王族所珍爱的玉器种类。刘胜墓出土的葬玉有玉璧、玉衣、玉枕、玉璜等。窦绾墓所用葬玉还有嵌玉漆棺,它是封建礼制和迷信的产物,所耗玉料甚巨,但工艺价值并不高。真正代表汉玉水平者则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玉。刘胜墓出土玉璧二十五件,有生前用的也有殓葬用的。玉螭虎乳丁纹璧即是生前用璧。玉质晶莹洁白,两面琢刻隐起乳丁纹,璧上端饰以兽身禽尾的双螭纽,双螭镂空减地,张口,身、尾成S形,富有曲线的流动美。头、身、尾的细部均用阴线平凸隐起刻饰。璧尖部钻小孔,便于系带。这件精雕细刻的玉璧，足以代表气韵生动的西汉时期玉器的艺术造诣。还有一件生前用的白玉云纹鸡心佩,上尖,下圆,似鸡心形,偏上部有一大圆孔,周围阴线刻四兽纹。鸡心佩两侧附饰一长一短的流云组合纹;镂空,作隐起阴线的各种云纹装饰。还有鸟纹白玉佩,中部的鸡心形佩上尖下圆,中孔较大,两端以阴线刻流云纹饰,两侧附饰镂空鸟纹,二鸟动作各异。类似的玉佩于江苏铜山小龟山西汉墓也有出士,同属西汉时发展起来的新型玉器。还有玉人,面庞瘦长,长眉短须,髻束于脑后,顶戴小冠,冠带扎于颔下。着右衽长袍,广袖,腰系菱纹带。玉人端坐，双手置于几上,底刻“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五行十字铭文。此外,还有一些琢刻极精的玉件镶嵌于漆木器或鎏金铜部件之上。
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玉器琢刻艺术不亚于刘胜、窦绾墓出土的玉器。成套的玉具剑甚多。这在过去西汉墓中很少见到,可能与南越国独立政权及其王位以及与赵佗家族尚武有关。最重要的玉器则是过去不为人注意的角形杯,玉质坚硬,温润光泽,器壁较薄,呈半透明状。器身纹饰分为三层,角尖处镂空卷云纹,向口部缠延,起突于器身;第二层为线刻双线勾连云纹;第三层为单线勾连云纹。这件玉角形杯构思新颖,造型奇特,前所未见。李鉴宸先生认为同出玉佩饰、兽首衔璧玉饰,琢刻极精,似出自一人之手。
西汉玉器艺术在继承战国精致灵巧作风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风貌,集中表现在镂空技艺应用更加普遍。构图方面打破对称的格局,较成功地运用了均衡的规律,求得变化、灵活的艺术效果。大胆地运用S形结构,尤其在螭虎身躯上运用得比较广泛和成功,如南越王墓玉具剑的格、珌及玉印上的螭纽,刘胜墓的玉剑格、玉珌上的起突螭虎,或挺胸昂首,机警地注视着前方,或从云霭中探头,顾盼左右,都巧妙地运用S形曲线,给人以无穷的动态美。
东汉时期,玉器又有所发展与变化。这从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等墓出土玉器中可以得到证实。刘焉墓出土的青玉枕,重13.8千克,是出土玉器中最重的一件。其表面琢磨光润,顶部中间下凹,侧面琢阴线变形云纹。还有一件青玉镂雕螭纹璧,孔较小,璧身隐起谷纹,内外缘较宽平;上部附镂空卷云纹地双螭纹纽,双螭曲身舞爪嬉戏,为该墓最为精美的玉器之一。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玉座屏,由两侧支架及中间两层屏板组合而成,屏板两端的榫插入支架的方形孔中。支架为连璧形,各镂雕龙纹,缠绕于璧正中长方孔的周围。上层玉屏板正中镂雕东王公,盘膝而坐,下侧左右两边各镂雕一跪着的妇女,周围镂空凤、鸟、麒麟、鸭、兽等。下层玉屏板镂空西王母居中而坐,两侧各跪一妇人,四周镂空龟、蛇、熊等。这件玉座屏造型优美,刻镂精细,是游丝刻的代表作,也是难得的东汉玉器上的两幅绘画,堪称东汉玉图画。另有一件青玉扇面形佩,玉质润泽,造型奇特,纹饰精巧细腻,也是一件罕见的玉器。
安徽亳州凤凰台一号汉墓出土的玉刚卯、玉严卯,各高2.2厘米,面方1厘米。刚卯四面刻三十四字铭,铭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言。帝命祝融,以教夔龙,疖蠖刚瘅,莫我敢当。”严卯四面刻三十二字铭,铭曰:“疾日严卯,帝命夔化,慎玺固状,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刚卯的社会作用,据《说文解字》云:“大刚卯也,以逐精鬼。”这是我国由来已久的铭刻玉器的继续与发展。
从以上数例，李鉴宸先生认为东汉玉器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琢刻上精益求精。这一时期阴线刻的增多,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细如毫发的游丝刻渊源于阴线刻,但真正达到细微遒劲的程度,还是在汉代。诚如明人高濂所说:“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长达四百二十六年的两汉时代,中国玉器在造型、琢磨、镶嵌诸方面都有了重大发展。当历史进入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玉器的生产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都急转直下,远不如以往。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受到当时繁荣起来的佛教美术的冲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应是战争的频繁所致。河南洛阳邙山北魏王室墓和江苏南京、丹阳等地的南朝皇陵,均被盗掘,殉葬玉器所剩无几,给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玉器造成极大的困难。江苏南京和安徽一带,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有圆形佩、璜、鸡心佩、龟纽印、蝉形琀、辟邪、马头、琮、耳杯等,大多是继承两汉风格;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盏和玉耳杯。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一时期南北两地的玉器在风格上差别不大,似出同源。个别玉器琢刻粗细上的差异,则当取决于墓主的经济实力。总之,这三百余年间的玉器工艺美术,在中国玉器史上,是位于两汉玉器大发展和唐宋玉器大繁荣之间的一次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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