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中国古代，南北双方在土地面积、资源、人口、制度与科技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组织动员能力的不同，便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翻看中国历史，有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那就是当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大多数情况都是，北方南下一统全国。而由南方北上一统全国的，我只看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灭亡元朝，和近代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以秦岭淮河为界，论土地面积，南方不输北方；论资源，南方也算种类齐全，储量丰厚；论人口，安史之乱后，南方也毫不逊色；论制度科技，自从东晋衣冠南渡之后，南方也没差多少。那为什么在军事上，北方总处于优势呢？
简略总结，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越往北走（中国位于北半球，不存在跨赤道的问题），环境越恶劣，对人的身体机能锻炼得越全面。以强健的壮士们组成的军队，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
其次，在养马这个问题上，相对于南方，北方具有绝对优势。在冷兵器时代，纵横驰骋的骑兵，在战场上太重要了。这不单单是说他们拥有极强的冲锋能力，还有对方高效的移动能力。只要速度够快，在局部战场上总是以多打少的优势，也可以换算成总兵力的提升。而且骑兵对战步兵时，情况不利于自己，不想打了，随时可以撤走，步兵也追不上，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就常常陷入这样的窘境。
但步兵的弱点就很多了，行进基本靠走，要依托密集的阵型对抗骑兵，不管哪一项都要耗费大力气。骑兵也不主动攻击，就拖着步兵，拖到对方筋疲力竭了，再发动致命一击，就像狼群狩猎一样。中原王朝发起对草原的大规模进攻，很多次就是这样吃了败仗。
第三，地形也是个大问题。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长江是个很难逾越的天堑。因为北方人多不习水性，很难与水乡健儿，在江面上相争。但反过来看，北方广阔的平原，何尝不是南方步兵的噩梦呢？这一劣势，是由南方缺少养马之地，这一根本性问题造成的。但当南北双方长期隔河对峙，驻扎边境的北方军队，早把边界上的河流湖泊了解得清清楚楚，也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水军，而南方政权却还把长江当成自己的最后保险，焉有不败之理。
不论是西晋灭吴时，出了大力的羊祜、杜预、王濬等将领，还是隋灭南陈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哪一位不是深习水战之法，决战于江上的名将？长期沉醉于长江天险带来的安全感，不仅会一点点地消磨南方政权的进取之志，还会把自己装进幻觉的保险箱里，对于危险的洞察力越来越差。
而地形的影响还不仅仅如此。北方的大平原，有利于塑造出大规模的政权。而南方纵横交错的水系，以及横亘在区域内的山脉，都在破坏南方地区的完整性。南方的概念，仅仅存在于地图之上。一座大别山就将楚地与吴地分隔开来，五岭山系也将湖南、江西与广西广东，分成了两部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从来都不是一体。
换言之，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对于辖地的掌控力度，远不如北方政权。当然这并不是说北方就没有山脉，而是南北双方对比，南方显得更分散一些。如此一来，南北双方所能统合的总体力量，并不对等。
第四，对外交流。在海洋贸易发展的初期，我国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不单单是做生意，还会打仗。而在与西方、北方的军事力量交战的过程中，北方地区的军事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而南方地区则以贸易、文化交流为主，军事交流就很少了。南方军事水平的提升，主要还是在与北方的作战中实现的。
所以说，在中国古代，南北双方在土地面积、资源、人口、制度与科技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组织动员能力的不同，便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回过头来再看，明太祖朱元璋在灭亡元朝的过程中，打起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帜，是在以民族、阶级来动员最广大的人民，故而取得了空前的动员效果。（孙中山先生由此改编，提出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近代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动员方式也与此相似。
这两次南方战胜北方的事例，都以超出过往理解的动员方式，取得了最后胜利，堪称是降维打击。所以并没有对南北双方的优劣势，产生根本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