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游牧部族的兴盛期，辽国、金国、西夏、元朝轮番登场，占据中原北方地区将近五百年，长城已经完全形同虚设。公元1368年，朱元璋发起了对元朝的最后一战，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带领大军北伐中原，杀奔元朝国都大都。
曾经所向无敌的元朝骑兵，此时已经到了残灯末庙，士气低落，兵无战心，在明朝大军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徐达和常遇春基本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战，就攻克了元大都，横行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至此黯然退出中原。
朱元璋推翻元朝，使得游牧部族势力重新退回到长城以外，华夏南北重归一统。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驱除鞑虏”，老百姓貌似不怎么领情，对元朝不无思念之心。
元朝的立国之本是依靠强大的武力，当年在统一战争中，元军的弯弓和马刀，沾满了征服之地人民的血泪。元军大将张弘范渡江南下时，曾经写过一首有名的诗：“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
他的本意想炫耀一下元朝兵威之盛，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元朝对占领区百姓的杀戮之惨。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元朝军队对百姓如此残暴，朱元璋建立元朝后，老百姓怎么反而会想念元朝？
说老百姓想念元朝，并非是信口雌黄，而是铁证如山。有诸多历史记载为证。
元末明初文人叶子奇的著作《草木子》记载，“元朝自世祖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对元朝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叶子奇一生都是个寂寂无闻的底层读书人，没有得到过元朝皇帝半点恩惠，自然犯不上昧着良心给元朝贴金。
明朝人李开先在著作《西野春游词序》中，回忆起元朝当年百姓生活状况，“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对元朝颇有难忘之情。《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记载，“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朝赋税比南宋和明朝都要少得多，“盖吴中之民，皆乐于元，而困于明”，江南百姓甚至觉得明朝还不如元朝好。
连朱元璋在《明太祖宝训》中都承认，“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甚至到了元朝灭亡两百多年后的明朝末年，明朝文人谈迁想起元朝仍然无限神往：“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对元朝念念不忘。史学家钱穆都为此慨叹：“明朝诸臣士民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元朝到底哪里好？为什么能让明朝百姓念念不忘？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有两个原因。一是元朝实行轻薄徭役之国策。如《万历野获编》记载，“乾元取民最轻”。元朝实行农业牧业商业并重，加之疆域广大，达到两千万平方公里，各地只要缴纳一点赋税，涓涓细流归大海，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历代王朝视之为赋税重地的中原、江南农耕区，元朝对之依赖程度并不高，只需征收很低赋税即可。
元朝兵威极盛，凡是与其接壤的邻国，几乎无一例外全部被打趴下，没人吃饱了撑的敢挑战元朝。除了元朝初年战争密度稍高，此后数十年间，边疆几乎没有任何大的战事。没有战争，最大的受益者仍然是老百姓，不必负担兵役和劳役，即使当了兵也无仗可打，混到退休回家养老。大规模对外战争次数极少，自然也不会产生庞大的军费和军饷开支，元朝也不必加税增加百姓负担，于国于民善莫大焉。赋税轻微，是百姓怀念元朝的一个基本因素。
另一个原因，是元朝提倡“轻刑”。元朝统一战争中，曾经大开杀戒，不得人心。元朝开国后，为了收服中原人心，极力倡导“轻刑简罚”国策。
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在著作《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记载，“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233条减少为135条。”“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
《元史》记载，“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认为元朝刑法尺度太过宽松。《草木子》也记载，“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很多囚犯被判处斩刑也不执行，只是关押到老死。
赋税很少，刑罚轻微，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朱元璋开创大明后，提倡严刑峻法，赋税额度迅速增加，民间百姓感到一时难以适应，想念元朝是自然而然之事。
有人会问，元朝这么好，为何还会被农民起义推翻？这其实一点不奇怪，“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朝代兴亡乃是亘古不变之规律，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比元朝还要英明百倍，不是照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元朝末年，统治层内部腐坏不堪，吏治败坏，各项利国利民的国策都难以落实到位，被百姓抛弃也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