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这一方面是他才华横溢，诗词曲赋样样精通，书画篆刻更为一时之雄，在南方文人士大夫中，给人以一种鹤立鸡群的味道。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他也闪现着独到的光芒，连对他颇有鄙夷不屑态度的姚燧之流，其文采风流亦不能不逊之一筹。
另一方面，他以宋朝宗室身份出仕元朝，这个事实本身即具特殊意义。前面我们说过，元王朝灭宋统一之后，首先致力于强化蒙古特权，钳制汉人，同时为了安抚江南人心，又故作姿态地派程钜夫等南下征召遗贤。赵孟的被发现并应召北上，对南人文士的确产生了某种示范作用。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元统治者的钳制实质和安抚外表的政治策略在赵孟身上的体现亦较其他南方汉人要深刻得多，他的复杂心态在当时既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又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对于后者，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不信任，南方遗民的指摘批评是构成赵孟心理痛苦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长期以来元代士人多被冷落而唯独赵孟大受研究者青睐的心理原因。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一号水精宫道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五世祖是南宋第二代皇帝赵昚的生父，因赐第定居湖州（今属浙江），遂为湖州人。史载赵孟自幼聪敏，下笔千言。年十四因父荫补官，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
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旨搜访遗逸于江南，得见孟，为其才华所动，因向元廷举荐，世祖召见，“孟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他的文采风度惊动了忽必烈，当即命赵孟坐在当时的中书右丞叶李的座位上首。叶李也是忽必烈爱重的汉人儒臣，程钜夫南下访贤，忽必烈叮嘱一定要将叶李找到带来。
此次忽必烈又命赵孟坐在叶李之上，可见其爱重程度已超过了叶李。时有近臣提醒忽必烈，赵孟是亡宋皇族，不可不防，至少不能让他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忽必烈不听。当时正逢议立尚书省，就命赵孟起草，赵操笔立就，忽必烈读后大喜，称赞：“说的正是我想要说的话。”不久即授兵部郎中。至元二十七年（1290），升集贤直学士。又欲使孟与闻中书政事，孟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皆可见其受宠幸程度。
世祖死后，赵孟继续受优容。元仁宗即位后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1314）改翰林侍讲学士，三年（1316），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同样有朝臣对仁宗优遇孟不服气，多次进言离间，仁宗“初若不闻者”。又有人上书称赵孟不宜使修国史，理由是元蒙建国史料不应让赵孟这样的敌国皇族了解，亦未被仁宗采纳。
不仅如此，仁宗还对赵孟的生活特别关怀，有一次专门赐钞五百锭，怕中书省从中作梗，竟指示专门为元皇室服务的普庆寺别贮钞交割。又天气寒冷，仁宗见赵孟多日不至宫中，动问其故，左右告诉他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命御府赐予貉鼠裘。英宗即位后，宠遇依然未衰，“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年六月卒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综观赵孟的一生，可以说基本上是在蒙古统治者优容的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到四等公民和“九儒十丐”的印记，即使遍查历代汉人朝廷，对被其取代的前朝宗室，其优遇恐亦无过于此。其原因学术界也多有讨论，大抵乃元统治者出于安抚江南文士以定人心的需要，孟作为宗室尚且北上受职，则对江南人心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亦与赵孟自身过人的才华风度有关。
“士为知己者死”，身为儒家文士一员的赵孟，对元王朝特别是忽必烈的知遇优容是了然于心的，对此他当然也要有所报答。知恩图报是赵孟心态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两句诗是当忽必烈要他赋诗讥刺以宋臣降元的留梦炎时写下的，虽有所指，但也多少反映了赵孟自己的真实心态。
他在为官后不久即提出当时“至元钞二百贯臧满者死”的刑法太重，以致当事者“意颇不平”。今姑不论其意见正确与否，即就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而言，“忠直”精神显而易见。此后他抗衡桑哥，平反济南路民事冤狱，俱可见以实际行动报效的精神。在诗文创作中，这种知恩图报的心态亦可随处感知：丹极飞明诏，锋车照老臣。仲舒经术邃，贾谊谠言陈。入奏能回主，当言莫爱身。衮衣瞻望重，丈席侍趋频。
此虽系一题赠诗，但送别友人时的殷切期望，正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真实感情，所谓推己及人，自觉劝导，更可见其输诚之心。在另一首《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诗作里，赵孟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发出如下的表白：帝心知俊彦，群望属英贤。大木明堂器，朱丝清庙弦。知己诚难遇，扪心益自怜。在作者此时的心目中，皇帝至圣至明，臣民人尽其才，他希望“俊彦”“英贤”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真正做一个“大木明堂器”（国家栋梁）。
不仅出于直观的感悟，赵孟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感恩图报还表现在从理论上阐发新王朝建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大元之兴实始于北方，北方之气将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为之兆，天既告之矣。”这里实际上是说元之代宋，是出于天意。作为前朝末代王孙，亲自出面现身说法，为新王朝建立寻找合法依据，这的确是赵孟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最佳方式。
“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是赵孟接受征召跟随程钜夫第一次来到大都后写下的诗句，诗题便是《初至都下即事》。毫无疑问，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在“舆地久以裂，车书会当同”的一统观念指导下期望有所作为的动机，和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理念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基于这种心态，他在入元后提出复古的艺术主张，倡导晋唐风格，批评学陶渊明的人是“效颦惑蚩妍”。
他的书法和《鹊华秋色图》等画作显示出来的风格大都避开两宋而向晋唐靠拢，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如此，赵孟在诗歌中发出“况兹太平世”“干戈久已戢”“努力勤艺树”“毋为问迷津”的号召，已不仅仅是只针对朝廷臣僚的了。所有这些，与他在《红衣西域僧》《秋郊饮马图》等画作中刻意描摹番僧和游牧民族喜爱的群马，更是有意将艺术与政治输诚结合起来的绝妙范例。
历来评论赵孟，大多在其以宋王孙出仕新朝这一点上意见分歧，有的指责他变节，有的同情他后有追悔之心，一般出发点皆不出名节观念、民族矛盾甚至“家天下”的范畴。还有的人批评赵孟不能拒绝征聘是由于性格上的软弱动摇，甚至以此对他的书画艺术说三道四，什么画风“恣媚”、书风“软弱”不一而足。今天看来，这些观点虽皆不无所据，但总难免偏颇之弊。且不必说艺术风格不能以伦理道德分等级，对其政治态度亦应客观对待。
诚然，赵孟最初出仕元朝，其心态较为复杂，甚至如已有论者所言，不耐家境贫穷，也是导致他接受征聘的原因之一，但这以后竭力报效的行径，则主要在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老信条。知恩图报的心态甚至在他一直推许荐引他的程钜夫行为上亦可感知。
据《元史》本传：“初，孟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这显然已远远超出了后任对前任应有礼节的范畴，在尊重表象的背后，隐含着赵孟对程钜夫的感恩心理。
当然，如前所言，一个人的心态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以偏概全是心态史研究之大忌。对于赵孟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更应该防止简单化。他的宋王孙身份以及超越常人的才华风度，固然博得元统治者对其予以始终优容，同时使其产生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感恩心态。
在另一方面，同样是宋王孙身份和过人的文采风流，却使得他身遭猜忌，始终小心翼翼而不得大用，更难摆脱故国之思和“失节”责难和自责的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孟心态的复杂性同样超过了常人。关于后一点，我们以下将系统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