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赵彦昌 苏亚云：纸背文书研究述评
“纸背文书是指具有双面史料价值的古籍的纸张背面的古代文书，包括古代官府在处理政务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公牍类文书（如：公文、公告、呈状、档册等），也包括私人书信、手札、契约等，内容丰富多样，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谈到纸背文书，就绕不开公文纸本，公文纸本，也称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纸本等，包含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钞本两大类，其实不管是纸背文书还是公文纸本，名异而实同，其指向的对象都是现存古籍背面的文书。当然，在最初，古籍是印在或抄在废弃公文纸的背面的，只是到了现在其价值主体体现在原公文背面的古籍之上，且大多保存在博物馆、图书馆之中，被视为孤本、珍本、善本妥善保存，而“纸背文书”则属于“重新被发现”的珍贵史料，为统一全文行文方便，我们在全文论述中统一采用“纸背文书”进行描述。纸背文书起始于唐朝，兴盛于宋代，元明清也有，但清代极少。虽然纸背文书起源悠久，但由于存在于善本的夹缝中不易察觉，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广泛关注。我国纸背文书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虽然自纸背文书的最初发现到真正开始研究这些年间，我国学者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内容大多表面化。直至《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⑥》面世，在孙继民先生的带领下，国内才正式掀起一股纸背文书研究的热潮，其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研究主题也逐渐多样，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
一、纸背文书整理、国家项目与学术会议
纸背文书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档案资料，是一座待开发的富矿，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纸背文书一经发现，学者们就积极对其加以整理，做成汇编，出版成书，扩大其利用范围，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史料价值。除此之外，学术界还专门召开学术会议探讨最新研究热点，有些重要的研究课题还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专题研究。
（一）纸背文书整理
目前，对纸背文书的整理较为完整系统的只有《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⑥》这两套汇编。《宋人佚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的是《王文公文集》纸背文献，并原样影印套色出版，该书“共有5册，前4册为佚简类文书，包括宋人之间的往来书信，第5册为公牍类文书，包括绍兴末至隆兴初舒州官府的各种公文，这些文书为研究宋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俄藏黑水城文献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原样影印了50多号关于宋代西北边境军事类的文书，还包括《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的《叙录》《年表》《分类目录》《索引》等，是研究宋代西北边境军事以及宋与西夏、金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价值极高。最早对《俄藏黑水城文献⑥》中的文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是前苏联学者孟列夫博士在1984年出版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又名《黑城出土的汉文收集品注记目录》，该书由王克孝先生翻译（其中有节略）成《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二）国家项目
为了提高对纸背文书研究的重视，国家已经批准了六项关于纸背文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别是：2013年，魏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青年项目“古籍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纸背文书整理与研究”和王晓欣的国家社科项目中的一般项目“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所存元代户籍文书的整理与研究”；2014 年，孙继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重点项目“古籍公文纸本《洪氏集验方》和《论衡》纸背所存宋元公牍文献整理与研究”；2015年，杜立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一般项目“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和宋坤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青年项目“天一阁藏公文纸本《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2016年，张重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青年项目“国图藏宋代公文纸本《三国志》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这六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确立，明确标志着纸背文书已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三）学术会议
为给学术界纸背文书研究指明正确方向和扩大纸背文书的影响力，学术界还专门召开了两次关于纸背文书的研讨会。2012年6月27日至29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公文纸本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公文纸本的内涵和价值，并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和《宋人佚简》的主要内容加以讨论。张重艳《“公文纸本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2年第5期）专门对该研讨会中的论文进行概述，并阐述了研究公文纸本的价值与意义。2014年4月25日至26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宋人侠简》与公文纸背文献整理及研究研讨会”主要对《宋人侠简》与纸背文书的研究现状、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探讨。张淮智《“〈宋人佚简〉与公文纸背文献整理及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4年第4期）专门对该研讨会谈论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论文进行简要概述。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学术界当前纸背文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交流，而且为纸背文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前进动力。
二、研究概览
大多数纸背文书研究成果是在《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探讨得出的。由于文书内容多样，探讨的主题也相对丰富，要完全按照某一个问题或类型进行归类是很难的。为了便于探讨，主要是按照已经整理出的汇编名称和未整理出纸背文书汇编的古籍善本名称为类别进行回顾。
（一）纸背文书总论
早期人们对于纸背文书的研究多是夹杂于对公文纸本的研究当中。较早对于纸背文书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约在20世纪30年代。“如日本学者杉村勇造20世纪30年代发表《元代公牍零拾》，对4件公文纸背元代文献进行了释录说明”。【日】竺沙雅章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中探讨了汉籍公文纸本的数量、保存状况和内容等，并对部分纸背文书进行了简要说明。国内的纸背文书研究成果也有很多。瞿冕良《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2期）探讨了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的由来、用纸、工艺及现存的书籍等。周广学《蕴神奇于“腐朽”：公文纸背文献的独特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0日）认为公文纸背文献的正反面内容资料均可以单独使用，具有极高的双重史料价值；其《古代公文纸背文献——形态、特点与研究利用》（《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探讨了古代公文纸背文献的形态、类型、特点及研究利用状况。他的《古代的公牍纸印书》（《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3期）和《古代的公牍纸书及其价值》（《津图学刊》，1996年第2期）分别探讨了公牍纸印书和公牍纸书的产生时间、兴盛原因、保存现状及其价值。孙继民也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其《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兼议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与次生文献的价值比较》（《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阐述了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状况，并对古籍纸张正反面内容的价值进行比较，同时对已知和未知保存地点的公文纸本列表显示；其《古籍公文纸背文献：中国古文书家族的新丁》（《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4期）称纸背文书是古文书大家庭中的新成员，且占据较高的地位。此外，他与魏琳合作发表2篇论文，其《现存古籍公文纸本数量概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5日）列举了各学者对于现存古籍公文纸本数量的看法，认为“古代公文纸本的总数绝不止 138 种”；其《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光明日报》，2012年4月12日）高度赞赏了纸背文书的价值。赵彦昌、苏亚云《纸背文书及其编纂研究》（《兰台世界》，2017年第1期）首次明确提出“纸背文书”的概念，并探讨了纸背文书的内容、价值及编纂方法，是国内第一篇明确研究纸背文书的文章。
通过以上回顾可知，题名中明确标出“纸背文书”字样的文章极少，大多对纸背文书的探讨是夹杂在对公文纸本的研究当中，没有对纸背文书进行详细介绍，也没有对纸背文书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可谓是没有太大实质上的意义和价值。
最重要的是，学术界至今没有对“纸背文书”这一概念形成统一的认识，更不用谈论对其内容、特点、价值等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研究了。因此，在未来的纸背文书研究事业中，学者们首先要对“纸背文书”这一概念下一个权威而又明确的定义，这样才能准确研究其起源、发现历程、现状，内容、价值、特点以及编纂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
（二）《宋人佚简》研究回顾
对于《宋人佚简》的探讨，至今已近30年的光阴，世人也积淀出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是《宋人佚简》研究成果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宋人佚简》的研究专著目前仅有孙继民、魏琳的《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该书释录并探讨了《宋人佚简》第五册文书内容，为研究《宋人佚简》和宋代生活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宋人佚简》论文类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按照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文书种类可分为书简、公文、酒务和其他。
1.书简
《宋人佚简》中有大量向汮、周彦、查龠和张运等人的往来书信和拜帖等，为考证这些文书的内容，研究其文书格式，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邹蓓蓓《〈宋人佚简〉若干书简的整理与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六通书简进行缀合复原，探讨了书简对于宋代三幅启、手书书仪程式的实物呈现，并对两组书简进行了疏释。毛永娟《〈宋人佚简〉若干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对向汮、周彦、查龠和张运四人的几份错简进行连缀和复原，并对几通书简性质再判定，也对“则例”的文书性质和宋代商税制度进行论述等。杨倩描《浅析〈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问题》（《兰州学刊》，2016年第4期）分析了《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并考证了《宋人佚简》第一册中向汮写给某人的一封书信存有的官称过呼问题，并证明收信人为陈俊卿。吴玉梅《〈宋人佚简·邵宏渊书启〉考释》（《山西档案》，2015年第1期）考察了邵宏渊的官衔和该书启形成时间，并探讨了宋孝宗即位后对军队高级将领人事安排的新变化。
2.公文
《宋人佚简》中的公文类文书种类很多，包括状、册、须知等。探讨这些公文内容和格式，可以了解该公文中所记载的公文内容和反应的公文制度。陈静《〈宋人佚简〉研读零拾》（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探讨了舒州的地名问题，释录了《舒州无为军都巡检使刘德收籴划一申禀状》，并“展示了当时舒州地区备战北伐的严峻军事形势”。陈瑞青《从〈宋人佚简·申闻状〉看宋孝宗北伐》（《宋史研究论丛》2007年第8辑）释录了《转运司人吏范岳庐州巢县要造寨屋等情申闻状》，并探讨了南宋宋孝宗北伐在战前的战备状况。魏琳《〈宋人佚简〉所收须知册申状公文研究初探》（《学理论》，2010年第26期）探讨了须知册申状公文对南宋地方官府行政管理制度和文书贴黄制度的反映；其《〈宋人佚简〉所收劄子之初探》（《山西档案》，2015年第1期）探讨了劄子在南宋官场中的特点、适用范围、应用方式及其书写程式、文书制度等。范建文《〈宋人佚简〉所收须知册申状文书再议》（《兰台世界》，2015年第20期）对《宋人佚简》中的须知册申状文书进行简介，并详细论述其历史意蕴；其《宋代的〈须知〉及其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探讨了宋代《须知》的类别、内容、价值等。
3.酒务
宋代的商业相对前朝来说是极为兴盛的，酒务活动是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探讨宋代公文纸背的酒务类文书，可以从细小的方面考察整个宋代商业状况。魏琳《〈宋人佚简〉所收舒州酒务公文整理与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对《舒州在城酒务造酒则例》和《在城酒务酒帐》文书进行整理、缀合、复原和考释，并论述了南宋初年酒务公文程式、分隶制度和酒务公文学术价值。邱茜《〈宋人佚简〉所见宋代酒课分隶制度》（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探讨宋代酒课分隶的解纳途径和期限问题；其《〈宋人佚简〉中一件商税文书的释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论证了《在城酒务趁办祖额递年分隶窠名解发数目申闻状》为商税文书，并“对文书中涉及的商税分隶问题进行分析”。孙继民、魏琳《宋代酒务会计报告文书的确认及其意义——《宋人佚简》舒州酒务文书考释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探讨了“酒帐”类文书的格式、内容和价值等。
4.其他
夏玉琛《评南宋向汮和钟世明手札》（《上海博物馆藏宝录》，1989年）简述了《王文公文集》的存本及其纸背文书，并评析了向汮、钟世明书简；其《试析南宋的几种书信程式及其它》（《上海博物馆集刊》，1990年第5期）将《宋人佚简》中的书信分为长启、短启及劄子三种，分别探讨。光煦《〈宋人佚简〉作者初探》（《上海博物馆集刊》，1990年第5期）将《宋人佚简》中的文书分为宋人书简、公文及酒务三个部分，并探讨了《宋人佚简》的书写时间、时代背景及书简致书人等。李伟国《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之一）》（《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1992年）阐述了《宋人佚简》的出版、内容、文献价值等，并探讨了舒州酒务公文。陈静《〈宋人佚简〉之“舒州”、“龙舒”地名考》（《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对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舒州’、‘龙舒’地理问题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龙舒’本在庐州舒城，《宋人佚简》中出现的“龙舒”是指“舒州”。张重艳《天庆观、兴化禅院与天申圣节——以〈宋人佚简〉为中心》（《山西档案》，2015年第1期）探讨了宋代的天庆观、兴化禅院与天申圣节的关系，并“指出天庆观、兴化禅院在天申节的活动，都需要提前向政府申请报备，是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
《宋人佚简》内的文书内容多样，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讨，展示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宋人佚简》的研究者有一部分为孙继民先生的学生，他们将一份或多份同类别的纸背文书作为研究对象，当成毕业论文选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有一些学者考释了《宋人佚简》中的部分书简类、公文类和酒务类纸背文书，探讨文书格式和内容信息，丰富了《宋人佚简》研究成果。当前《宋人佚简》研究成果较为优质，研究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较为全面，但是仍有一些领域没有涉及到，如书简、公文和酒务文书中的用语规范，文书中所反映的文书格式、用纸要求等。因此，对《宋人佚简》的探讨要多角度、多方位的进行，该批纸背文书不仅是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绝佳素材，也是直观反映宋代的造纸、制墨、刻章等水平的最佳实物。
（三）《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研究回顾
《俄藏黑水城文献⑥》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随之而生。其中专著类研究成果主要有两本：一是孙继民的《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主要对《俄藏黑水城文献⑥》进行释录、整理和研究，为探讨宋西北边境军事问题提供宝贵资料；二是陈瑞青的《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对《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的部分文书进行整理、缀合、释录和探讨，对研究两宋之际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俄藏黑水城文献⑥》论文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按照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将其分为文书考释、军政状况、溃兵与逃兵问题和其他。
1.文书考释
对《俄藏黑水城文献⑥》进行认真考释是正确研究这批文书内容的前提。【日】近藤一成《〈俄藏黑水城文献〉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裁判案件译注稿》（《史漓》第25号和26号）对《俄藏黑水城文献⑥》中的文书进行释录并题解。孙继民《黑水城所出宋赵德诚家状试释》（《教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释录了宋赵德诚家状，并将其与宋代其他类家状对比分析；其《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释录了《政和八年（1118年）张动等奏状》，并探讨了文书中反映的荫补拟官程序；其《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王庶被拘事件》（《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2006年）释录了《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第14、22、69、84和102页文书，并探讨了这些文书中所反映的王庶被拘事件。除此之外，孙继民、陈瑞青《试释几件俄藏黑水城宋鄜延路公文草稿》（《西夏学》2006年第1辑）释录了《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第4、72、79、102页文书。孙继民、张春兰《俄藏黑水城出土宋代“御前会合军马人援所”相关文书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2005年）释录了《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第18、28、96和98页文书，并对其内容进行研究。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施行赦书文书考释》（《西夏学》，2011年第8辑）考证了《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第28、98页文书，“认为该赦书就是宋高宗即位赦书”。杜立晖《俄藏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交旁”考》（《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2008年）考释了《俄藏黑水城文献⑥》中带“交旁”的文书，并指出其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陈艳《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保安军金汤城文书诸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再分析了魏琳《关于几件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的拼合》文章中缀合的5件文书再分析，并探讨了文书所见的“会子”、“交旁”和请粮程序。刘江《〈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荫补拟官文书类型再考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考证了《政和八年张动等奏状》的文书类型，论证该文书为尚书省下发给赵德诚的奏授告身的抄件（残页）。
2.军政战况
关于军政状况的研究，主要是对西北军事战役状况、宋夏关系、军资供给和军职设置等进行探讨。陈瑞青围绕黑水城文献军政问题发表7篇成果，其《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论述了“宋代统制司的设置、宋代军带的拣选以及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与西夏的关系等”问题；其《从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看北宋收复燕山府之役》（《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2006年）讲述了北宋收复燕山府的军事战况；其《两宋之际陕西军政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探讨了宋代的蕃兵、草稿、贴黄、催办、保密和点检等制度；其《神秘失踪的指挥使：黑水城南宋初年请领铜钱文书研究》（《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2008年）探讨了南宋初年西北地区军事形势、关子的行用、军资保障等问题；其《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蕃兵制度的新变化》（《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探讨了“置将法”实行后系“将”弓箭手职能、地位的演变和“保甲制”下弓箭手出战形式的变化；其《从黑水城宋代文献看两宋之际宋夏关系》（《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探讨了宋代政和八年（1118）到伪齐阜昌二年（1131）之间的宋夏关系。还有张春兰、陈瑞青《宋建炎二年（1128）德靖寨牒某指挥为招收延安府脱身官兵事考释》（《延安大学学报（社哲版）》2004年第6期）探讨了德靖寨牒某指挥为招收延安府脱身官兵事。倪彬《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妇人阿罗等状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考察了宋代兵士衣赐制度和南宋初陕西军事形势；其《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兵士张德状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考察了宋代司法制度和兵籍管理制度。朱德军《宋代西北边境弓箭手供给问题的历史考察——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中心》（《西夏学》2010年第五辑）探讨了宋代西北边境的军事中弓箭手供给“口食”、“衣赐”的程序化所带来的问题。杨倩描《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的“背嵬”》（《宋史研究论丛》2008年第9辑）分别探讨了北宋和南宋的“背嵬军”，认为这些文书为判定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背嵬军”的承袭关系提供有力的证据。
3.溃兵与逃兵问题
《俄藏黑水城文献⑥》中有多件记载西北边境战役中出现的溃兵和逃兵问题的文书，学者们对这些文书进行了专门探讨。辛要宾《北宋逃兵问题的相关探讨》（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探讨了宋代出现逃兵的原因、解决措施，并论述了大量的逃兵给北宋的军事和政治带来的影响。张春兰亦发表多篇论文，其《俄藏墨水城宋代“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相关文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探讨了范致虚入援汴京时“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统率的“西军”的路数和“西军”中的溃散兵员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其《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所见“西军”溃散兵员问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2008年第7辑）探讨了 “西军”兵员溃散的原因以及处置方式；其《两宋之际“西军”溃散兵员处置办法探析——以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 第15辑》，2014年）探讨了宋金战争中"西军"的溃散兵员处置办法以及这些处置措施的实际作用。朱德军《宋代西北地区逃兵问题的历史考察——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探讨了宋代西北地区逃兵的类别、逃兵的原因、政府的对策、逃兵的后果等。
4.其他
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述要》（《宋史研究论文集》，1999年）对《俄藏黑水城文献⑥》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2003年）探讨了这批文书的内容和性质，是《俄藏黑水城文献⑥》面世前国内研究最为细致的文章。陈瑞青《开创黑水城宋代文献研究的新局面》（《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论述了《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的发现开拓了宋代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其《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公文的贴黄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文书贴黄制度的起源、类型、影响等。
《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研究成果大多也是孙继民先生及其团队取得的，也有一些其他学者对部分纸背文书进行了释录、考证和研究等。目前，《俄藏黑水城文献⑥》研究成果的内容主要倾向于对纸背文书内容的考释以及对文书中所反映的战役状况、溃兵与逃兵的处置和军事制度等的探讨，对于纸背文书中所反映的文书制度、军事人物、军队生活等很少涉及，甚至没有，这需要人们扩大对这批纸背文书的研究范围，加大研究力度，最大限度呈现出该批文书的史料价值。
（四）其他纸背文书研究回顾
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纸背文书进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当中，得以研究和刊布。
1.《魏书》纸背文书
由于受到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限制，《魏书》纸背文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杜立晖《关于两件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书的缀合与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考释了一份呈状，“指出元代杭州路孤老的收养时间在50岁左右，并证实了元朝后期杭州路复置四隅录事司情况的存在”；其《〈魏书〉纸背元代文献具有双重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0日）探讨了《魏书》纸背文献的价值。张重艳《别具一格的元代数字式人名——从公文纸本〈魏书〉纸背文献谈起》（《河北学刊》，2015年03期）探讨了《魏书》纸背文书中的数字人名，得出“数字式人名不一定是小名，非数字式人名也不一定是大名”的结论。李哲坤《两件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倒换昏钞文书初释》（《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考释了《魏书》第68卷的第39、40两件文书，并探讨了这两件文书的性质与价值以及文书中所反映的中统钞与至元钞的兑换比例规律和倒换昏钞的实际操作程序等；其《国图藏公文纸本〈魏书〉纸背所见元肃政廉访司职责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探讨了肃政廉访司职能、肃政廉访司与织染局、儒学机构的关系以及元代的刑事制度、职官设置、职官俸禄等。
2.《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文书
对于《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文书的研究，主要有陈瑞青《论明代军户余丁在粮草运输和管理中的职能——以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文献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探讨了明代的“余丁”及其在粮草运输与管理中的职能；孙继民、耿洪利《明代五城兵马指挥司研究的新线索——明正德二年南京南城兵马指挥司呈文的发现及意义》（《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考释了4页内容关于明代五城兵马指挥司的文书，并复原了明正德二年南京南城兵马指挥司的完整呈文；宋坤《纸背文献提供南京仓场新史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9日）探讨了《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文书的内容分类及其价值，认为其发现为研究南京仓场提供了新的史料。
3.其他
除此之外，还有王晓欣和郑旭东在《元湖州路户籍册初探——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一册纸背公文纸资料整理与研究》（《文史》，2015年第1期）中整理出了《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一册户口事产登记材料，并对其格式、户头、户籍、乡村基层组织等情况进行分析。汪桂海《公文制度与节庆礼仪:国图藏宋本〈三国志〉纸背文书研究》（《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转录了《三国志》卷一部分纸背文书，并论述了文书中的文书类别、归档状况、用纸要求等，同时对这些文书中所反映的天申节、会庆节等节庆礼仪进行探讨。李哲坤《公文纸本文献研究新进展》（《高校社科动态》，2015年第1期）梳理了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研究的发展脉络。杜立晖《哈佛大学藏公文纸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等纸背明代文献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释录了《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的部分纸背文书内容，并论述了文书的性质及价值、意义等。宋坤《新见明代勾军文册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对《劝忍百箴考注》的纸背文书进行书式复原与解读，还还原了明代清勾程序的具体细节，“证实了明代清勾册籍中出现错讹、作弊的现象”。马春香《〈明文记类〉纸背的〈到任须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9日）对《明文记类》纸背上的《到任须知》文书进行了抄录和整理。孙继民《重视〈洪氏集验方〉纸背文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9日）呼吁学者要加大对《洪氏集验方》纸背文书的重视。
《魏书》《国朝诸臣奏议》《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三国志》《洪氏集验方》均已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是由于目前公布的研究成果较少，就显得已知的研究内容较为浅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纸背文书的研究过程是非常漫长和艰难的，我们要尊重和重视这批待开发的文献及研究成果。除了对这些纸背文书进行研究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其他已发现的纸背文书内容进行探讨，这极好的丰富了纸背文书的研究内容，扩大了纸背文书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三、结语
要之，人们对于纸背文书的研究已进入空前发展阶段，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逐年上升，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研究层次也不断提高，并呈现出鲜明的研究特点，如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呈蓬勃发展之势；考证并释录纸背文书内容，且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将现存文献与新发现纸背文书相结合，探讨历史问题，而且，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纸背文书被“重新发现”，并能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但是，相较于其他类文书，纸背文书的研究力量相对较为薄弱；研究领域不平衡；研究内容单一化，创新性不足；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很多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且较为零散、琐碎。因此，我们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扩大研究力量进行创新性研究，积极探讨纸背文书字里行间隐藏的各种历史信息，为纸背文书研究添砖加瓦。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经受住寂寞，潜心钻研，不可急功近利，为学术界带来纷乱冗杂的研究成果，污染学术界环境。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未来的纸背文书研究必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