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肯定是先有赵括的空谈，后来才有纸上谈兵的典故，这是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表现。
纸在战国时期可能是没有，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究竟出于何时尚未可知，目前发现最早的纸制品出是自于西汉，很多人会误认为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是不对的，东汉蔡伦只是较为有突破性的改进了造纸术。
到了这里，有一些人就会跳出来，既然战国时期没有纸，又怎么会出现“纸上谈兵”这个典故，是不是压根就没有这件事呢？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成语就是为了污蔑赵括而造的。
研究历史，绝对不能以现在视角去完全猜测历史，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的书肯定是由纸构成的，既然西汉之后才有纸，那么自然也不可能有书，是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是不存在的呢？
以后人创造的词语去研究前人的历史，这可不算是严谨的态度。
以我个人对文字发展的了解，现在我们大多数所用的词语都是来源于明清时期以来的文学，这个时期其实距离现在更近，而距离战国时期更远。
很多同学肯定会问，难道汉字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怎么会全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呢？
今天就给大家好好掰扯掰扯，其实古代留下的文学典籍并不多，这是有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客观上并不具备大量保存文字的载体，另一方面是主观上人为毁书情况严重。
为什么说客观上并不具备大量保存文字的载体呢？我们都知道用纸来作为文字的载体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在纸产生以前，最常用的记载方式则是用竹简，这种方式不仅十分笨拙，而且也不易保存，在古代想要出门远游，书籍都得用车拉，家里收藏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就可以称作是汗牛充栋了。
即使是东汉时期改良造纸术后，纸也没有彻底完全投放市场，估计东汉时期造出来的纸就跟现在的电脑里面的显卡1080一样，出来多少年了，我们还不是乖乖的用1050。
可以说，即使东汉时期已经极大的改良的造纸术，但是造价也是极其昂贵，蔡伦本身就是宦官，造纸也是给宫廷所用，一直到三国时期，人们也是以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一直到南北朝时期，纸张才彻底取代竹简。
当然，造纸数量取得突飞猛进的时候是在唐朝中后期，因为虽然造纸技术虽然已经定型，但是造价还是有点高，以前造纸大多用麻、藤、桑等纤维物作为材料，随着造纸资源的减少，纸张也时常告急，比如说晋代有一个成语典故叫“洛阳纸贵”，虽然说的是晋代文学家左思的文章写得好，很有名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也表明当时纸张供应并不是很充分，想象左思就是再有才华，传抄再多，又能用多少纸，很明显还是造纸太少。
唐朝中后期的时候，限于纸张时常短缺，开始大量用竹子造纸，使得纸张可以得到量产。
但是有了纸也并不代表文字可以大量传播，在唐朝之前，人们多采用手抄的方式存稿，实际上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前，整个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有限，抄也抄不出多少，因此唐朝时期研发出了雕版印刷，大大提高了文字的传播效率，当然，雕版印刷成本也很高，真正等到宋朝的活字印刷术普及的时候，文字才得以大幅度在民间传播，老百姓才能够看得上书。
这是客观上来说文字保存不易，主观上来说，各代经常毁书，比如前面所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一次毁书事件，经过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乱世，能够将之前文化保留下来的很少。
所以，大多数文学作品一般只能追溯到唐宋时期，但是要说真正达到巅峰，还得是明清，尽管很多人都认为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其实我想说明清时期的文学成就应该秒杀前代的。
比如全唐诗收录总共也就四万首诗，清代乾隆皇帝以业余水平写诗，一辈子也创作了四万多首，直追全唐诗，你说明清时期能写诗作词的人得多少。
扯得有点远，再来说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确实记载了纸上谈兵的这个典故，原文是“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并没有说到纸的事情。
但是在唐宋时期逐渐出现了纸上谈兵雏形，但并不是完整的用出来，说的也不是赵括，而是书生用兵，夸夸而谈。
真正将这四个字用在一起，现在可以追溯到的书籍则是清代的《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句“新近有个大挑知县上了一个条陈，其中有些话都是窒碍难行，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
《官场现形记》里面显然也是唐宋以来的用法，就是指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可能跟唐宋以来的语言风格有关，前一阵子看《金瓶梅》发现里面就经常用这种类似歇后语的语言风格，比较生动形象。
把赵括和纸上谈兵捆绑在一起，则是《上千五千年》一书，在评价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此后《现代汉语词典》则将该成语的出处定义到赵括身上。
其实这很正常，典故出现时不一定成为成语，等到后人用的时候，再把它列为典故的出处完全可以的。
我们不但可以评价赵括是纸上谈兵，也可以评价马谡等人都是纸上谈兵，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有些人非要较真，一定要说是“竹上谈兵”“木上谈兵”，显然是有违这个成语出现的初衷。
我们知道纸上谈兵就是讲一个人喜欢讲用兵策略却不联系实际，而赵括就是这样一个空谈理论的人就可以了，不用把历史过度复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