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的纪年方式，我们一定会想起“年号”，但其背后折射的政治制度变迁却鲜有人知。古代帝王们用“年号”以纪年，起初源于西周时期的“共和执政”（共和为当时年号），但此后并未延续使用。汉武帝登基时定年号为“建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号，这一传统从此延续两千多年。除了中原政权外，日本、越南、新罗、吐蕃、大理等也都加以效仿。
▲汉武帝刘彻剧照
在这漫长的时光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皇帝终生只用一个年号，有的皇帝却一两年就改一个年号——比如南北朝与唐宋。不仅数量多，还具有浓厚的奇葩色彩。比如梁武帝萧衍的年号，有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等，倘若在位时间再长一些，估计还能弄出个“方大同”。
其中武则天的年号之多令人咋舌——依次为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多达17个，前面几个还引经据典，后面则越起越俗，个人崇拜之风越来越浓。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明清两朝皇帝在位期间基本只用一个年号（明英宗、皇太极除外），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明太祖朱元璋剧照
这一切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起了一个好头——不封禅、不受尊号、不受祥瑞，这种做法大大消灭了皇帝想要改元的欲望。关于第一点不封禅。儒家认为新皇登基应当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因而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宋真宗这类改元狂人深受其影响。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再没有一个皇帝封禅，纵使皇帝出巡经过泰山也只是祭祀并不封禅。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在唐代以后由于兵荒马乱，统治者也就没心思去折腾了。
其次是不受尊号。唐朝之前早有皇帝受尊号的先例，而该制度在唐代真正形成、在宋朝达到顶峰，比如大名鼎鼎的“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尊号）。在明朝，朱元璋率先提出不受尊号，只保留死后的谥号。至于清朝，入关之前皇帝们接受尊号，入关之后也不再受，比如大臣曾四次为康熙上尊号但都遭到拒绝，就连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在这点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然，我们要明确一点，“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之类的称呼纯属他自娱自乐，并非是正式尊号。
▲古代常见祥瑞——仙鹤
最后是不受祥瑞。在过去，祥瑞多种多样、真假混掺，比如形状怪异的云彩、浑身透白的兔子、美丽的灵芝、闪着红色光芒的石头、谁都看不懂的天书、树上形状不同的树叶、水里乱蹦的小鱼，凡是能和“不寻常”扯上关系的东西，都能被附会成所谓的“祥瑞”。由于祥瑞是上天对皇帝的褒扬之物，所以皇帝在接受群臣进献祥瑞之后会举行隆重的改元仪式。比如宋真宗赵恒，曾接连改的三个年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正是他在迷信祥瑞之后，极度热衷封禅、改元的产物。
明太祖接受先帝前辈的教训，坚决不接受祥瑞，后代君主即使有受祥瑞的，也只是属于自娱自乐的范畴，再没有昭告天下、改元封禅的大阵仗。当皇帝真正做到不封禅、不受尊号、不受祥瑞，便没有改元的动机了，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往深层次里剖析，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儒家思想发展和皇帝制度的不断演进，统治者们的合法性和权威不再需要通过封禅、上尊号、进献祥瑞这些方式来实现了。
▲南北朝百官封禅场景塑像
封禅原本是儒家政治文化里非常有存在感的一个一部分，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儒家逐步倾向于道德哲学、修身养性，帝王的道德品质成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封禅的存在意义越来越弱。连封禅仪式都日趋衰亡，接受祥瑞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清朝入关前曾因得到蒙古的传国玺而庆贺改元，入关之后发现汉人压根不把这个当回事，从此也就不再因重大事件改元了。
对于“不受尊号”，其背后折射的历史进程也很好理解。明、清两朝都是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地位比以往更加至高无上，死后谥号多达二十余字，因此在世时已经没必要再受尊号。当然，这也与康熙皇帝本身的性格有关，要不是他谦虚没受尊号，后世皇帝说不定也会有样学样。不过退一步来说，即使众人受了尊号也不会再改元，因为尊号对皇帝而言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康熙皇帝读书像
唐宋时期的皇帝们之所以频繁改元，恰恰是因为皇帝制度在这一时期发生剧烈转折——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独裁。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专制君主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独裁君主则成为一个国家机关。专制君主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所以极其容易被推翻或丧失权威、沦为傀儡；独裁君主的权力则是制度化、深入人心的，即使是个未满月的孩子或有智力缺陷，皇权也不会旁落。因此当古代中国完成这一制度的转型之后，自然也就不需要通过改元来强化统治的合法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