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公元7世纪时，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肃东部和较小程度上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望族为精锐部队提供兵员和军官。正是这些家族的人在精良的部队，如禁军和卫军中服役。
与传统的模式相反，6世纪的统治阶级以及在隋代和唐初出自该阶级的，并不是一个士大夫文官阶级，而是一个具有军事传统的世族。对于战争的癖好、对马的偏爱、对饲养业的兴趣，都可以通过他们是游牧民的后裔，以及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漫长影响来解释。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尚武品德、荣誉感和好动的雅兴，那么隋唐的赫赫武功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古代战场
兵制的有效性确实促进了这些成功。但这些制度最早又恰恰是根据那些具有武功传统的家族而设想出来的。本处是指一种“府兵”制，各由800~1200人组成，于陕西集中驻扎在京师附近，在山西则驻扎在突厥人入侵的必经之路上，以及驻扎在中国北方边陲的太原地区。这种征兵制在北周时代，仅仅适用于志在从事刀兵的家族，似乎只是在唐代才扩大到了农民阶级。事实上，颇有意义的是唐初颁布的府兵制规定，骑兵必须自己提供马匹与部分兵械。
如果本处是指普通农民，那么这种事态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很明显，在这个时代，就如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在军队中存在着任务的分工。农民不太习惯于骑马，而且最多也是平庸蹩脚的骑手。除特殊情况之外，他们都不是可以与草原人相抗衡的战士。相反，农民却提供了大部分步兵，他们都善于固守要塞、占据地盘，经常被用于这些必不可缺的任务，如生产军队的粮秣、运输和驿使。
▲古代骑兵
精锐部队、快速干预部队并非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主要是由内附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游牧民组成，或者是如同在6~7世纪的情况那样，是由胡人和汉族混血儿、选择了草原人习惯与情感的半汉族人所组成。一种牲畜在唐帝国的防卫政策中起过决定性作用，这就是马匹，即以弓弩武装的骑兵们的坐骑。马匹的饲养是在7~8世纪时，以系统方式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相信文献记载的话，那么唐王朝于其初期就只拥有少量马匹，共有5000匹，其中3000匹可能是在隋代于长安西部的赤岸泽沼泽地饲养的，另外2000匹是在甘肃西部由突厥人饲养的。但唐朝很快便创建了国家种马饲养场，并迅速地获得了成功。因为从7世纪中叶起，唐王朝便拥有70万匹马，分散在面积辽阔的陕西和甘肃军马场。在这些马匹中，又增加了平民所拥有的和人们根本不知道其数目的那些马匹。但私人养马业在中国北方似乎特别发达，特别是在甘肃东部、陕西和山西。
我们已经看到，府兵制规定，士兵（至少是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就是那些属于贵族或望族者）应该各自提供他们本人的马匹。在8世纪上半叶，皇族宗室成员、高级官吏和将军们，都拥有马群、牛群、羊群和骆驼群。中原军队拥有最大数量马匹的时代，恰好相当唐朝于7世纪中叶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代。直到665年，马匹的数量很多，价格也很便宜。但稍后不久，突厥和吐蕃的入侵瓦解了种马场，马匹的饲养业似乎衰落了。
▲人工饲养的马匹
713年，在皇家御马圈只能计算到24万匹这种牲畜了。由于饲养业的复兴和向草原牧民的收购，唐朝马匹的数目于725年增至40万匹。727年，在黄河上游的银川建立了马匹交易市场，突厥人前往那里出售其牲畜，以换取丝绸和金属。但在安禄山叛乱前夕的754年，唐朝养马场中的官府马匹数目，仅为32.57万匹。一直到该时代，在整个草原地区和中国北方最常见的马匹，仍是蒙古小马，但它们当时却已处于灭绝之中，仅仅残存于准噶尔地区。
这是因为，由于西域和位干帕米尔以远地区诸王国奉献的贡马，它们已与大批不同品种的马匹杂交。如703年向唐朝宫廷奉献的大食纯血马、由吐蕃人于654年奉献的小野马，同时还有霍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基什（Kish)、喀什（Chach)、买卖城（恰克图）、弭秣贺、库塔尔马（Khuttal)、犍陀罗（Gandhara)、于阗的马，龟兹马、贝加尔湖的黠戛斯马等。中国7~8世纪的北方贵族都热衷于养马。上层社会的人骑马旅行。无疑是从伊朗传入的马球游戏，在长安风靡一时。对于马匹的这种酷爱，无疑解释了它们在绘画中所占的地位，诸如韩幹（约为720~780年）那样的某些画家都专长于画马；同时也解释了它们在唐代雕塑中的地位，正如太宗皇帝（626~649年）墓中的精美浅浮雕和墓俑所证明的那样。
▲马球游戏
但唐代的马匹已具有了一些揭示了外来影响与中东和河中地品种杂交的特征，它们比于唐代之后又强有力地重新出现的蒙古小种马，更为高大和细长，正如元代（13~14世纪）和明代（14~17世纪）的绘画所证实的那样。在763年的吐蕃入侵期间，唐朝官马场的大部分马匹都被抢走。这种入侵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养马业的最终衰落。唐朝此后就只能使用一些权宜之计，向私人（在京师地区，就为宫中的御马厩购得了万匹马）和游牧民（815~816年间，在鄂尔多斯地区就用一万匹丝绸购马）购马。一种不成功的尝试，是在从农民手中夺取了马匹所有权之后，于817~820年间在陕西、河南与湖北北部的农业区建立国家饲养场。
在758~759年反击吐蕃人的战斗中，曾帮助过唐朝的回鹘人，作为补偿而获得了几乎是对马匹贸易的绝对垄断权。他们贪得无厌，唯利是图，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向唐朝官府出售劣种驽马。在8世纪末，一匹回鹘马要卖40匹丝绸。养马的最佳地区似乎位于甘肃东部、陕西的泾河流域和山西的西部地区。当天朝政府不再能保护这些地区抗御山民和游牧民的入侵时，它也就失去了其在西域的干预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处于被迫要向河南和东南地区退缩的地位。这无疑正是从宋朝起，直到由女真征服的960~1128年之间，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中国天朝军队的布防颇能说明问题（大家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提出的看法，不仅对于唐代才有效），他们都集中在京师的周围，以及北方与西北方的漫长边界沿线。他们的主要任务确实是保护帝国不受来自边境的袭击和入侵，确保中央政权平息在各地爆发的叛乱。
▲回鹘人画像
布防在京南的卫兵和驻扎在宫北的禁军，形成了预防发生政变企图的直接保护。此外，这些卫兵也为皇帝游幸翊卫，或者是作为完成大朝会时的特遣队。炫耀力量和豪华的任务，在原则上都委托给了精锐部队。至于戍边部队，他们则根据其类别而承担两种不同的任务，或者是由骑兵组成其最积极成员的远征军，或者是由卫戍部队负责守卫国防线和交通中心。驻扎在各地的部队，仅仅代表中国军队总数的很小一部分。皇帝的权力对于这一方面，似乎很少会感到担心焦虑。只要在农民起义尚未变成真正的武装叛乱，并且有时会得到上层阶级帮助的漫长岁月里，它们就不具有严重的和紧迫的危险。这仅仅是一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团伙，以抢劫为生，以很难进入的大山为巢穴，或藏身于沼泽地区。他们的装备很差，一般都无力攻击皇权代表人物居住的大城郭的城市。
总的来说，土匪强盗的抢劫行为仅为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和尚可令人忍受的灾难。此外，朝廷还与土匪头子们谈判，以封给他们官号和官职的办法，对他们实行招安。无论如何，为了维护地方上的和平，政权首先依靠的明显不是武力。往往是仅靠官府，就能对付这一切了。小单位的居民集团，对每个人的行为负责，有义务揭发罪行，官吏和乡、里、族长，从帝国初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全面的和与习俗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约束体系（以至于大家往往都会感觉不到其束缚了），由此而产生了它们那非常明显的效力。结语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