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几句流行歌曲：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四百年前的傅山又何尝不是呢？他坚持自我，努力进取，一伸手就触摸到了书法的天堂。
一、青主风骨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如朱衣道人、石道人、侨黄、侨松等，著名书法家。
傅山的先世居住大同，后迁徙至忻州，至其曾祖傅朝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傅山世出官宦书香门第。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埋头学问。
傅山少年时代，即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就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读书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教诲，是袁氏较为欣赏的弟子之一。袁继咸，是明末海内皆知的正直忠臣，任山西提学时，他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重视选拔人才。他于文章、气节方面的教育，对傅山影响很深。袁继咸在朝为兵部侍郎，他做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谏，因此得罪权贵，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编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于京师狱中。傅山为其师鸣不平，与薛宗周等人联络生员百余名，步行赴京，联名上疏，为袁继咸诉冤。他带领众生员在京城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艰难斗争，袁继咸的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此次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全国，傅山也因此得到了崇高的赞扬，名扬京师以至全国。
袁继咸案件结束后，傅山返回了太原。从此，他无意官场仕途，于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静心博览群书，除经、史、子、集外，甚至佛经、道经亦精心研读，视野大开。崇祯十六年（1643），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不久，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军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之后，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朝灭亡。傅山闻讯写下了“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自己身着红色道袍，自谓“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顾名思义，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廷投降。傅山出家并非本心，而是借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掩护和寄托。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起彼伏，傅山渴望南明王朝逐渐强大起来，早日北上驱逐清廷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密切联系，积蓄力量，密谋策划，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不料，机密泄露，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傅山被捕后，被关押进太原府监狱。关押期间，傅山始终否认他与宋谦有政治上的关系，即使是严刑拷打，他也只说宋谦曾经求他医病，遭到拒绝而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得不到傅山的口供，无奈，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仍然不改。大概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他曾南下江淮了解反清形势。当确实感觉到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寓意明朝灭亡之后，自己无国无家，无奈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此时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参加南明政权的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到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从此过往密切。他们商量组织票号，作为反清复明的经济机构。之后，傅山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频繁交往。其间，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面，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条件甚是艰苦，特意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清朝初年，清廷为了笼络民心，消除亡明遗老的反清意识，于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品学兼优之人。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然而，傅山却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到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和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康熙皇帝面对傅山此举并没有恼怒，反而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傅山由京返回后，地方官员闻讯前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之。对此，傅山不以为然，泰然处之。阳曲知县奉命在他家门前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却凛然拒绝，表现出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二、傅山学养
傅山的学问，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他赞扬李贽的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后，傅山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朝之后研治诸子百家的“开山鼻祖”。傅山的诗赋，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主张诗文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作宏丰，留存于世的仅有《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活学善用。他的知识领域宽广，在清初诸学者中，堪称一流。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其书师法颜真卿，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学思想。他的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被列入逸品。《画征录》云：“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无论字画，均渗透着自己孤高的品格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获得后世的高度赞赏。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位知识分子，其一生中处处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崇高称谓。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的傅山异常悲痛，不久便撒手人寰，享年77岁。
三、书法成就
傅山曾学过赵孟頫，明亡以后专攻颜真卿，之后直取魏晋，逆流而上，直入渊薮。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记载：“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傅山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他认为：“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处，终是俗格。”傅山喜爱用篆隶笔法作书，宗法颜体而掺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面貌。晚期，他对赵字贬斥相当厉害：“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他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些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真为尚。 笔法上，傅山认为：“作小楷须用大力，柱笔著纸，如以千斤铁枝柱地。若谓小字无须重力，可以飘忽点缀而就，便于此技说梦。写《黄庭》数千，了用圆锋笔，竭诚运腕，肩臂共筋骨之输，久久从右天柱涌起，然后可语奇正之变。”观傅山的书法作品，并不都是“连绵”草书，其中，有高古端庄的篆隶；有含蓄的小楷；有大气凛然的行楷。傅山作品的最大特点的还是有着生命涌动的“连绵体”，其“连绵”之作集博学为一体，学众家之优长，以其撼人的气势，打造了书法的奇特世界，成就了傅山书法的历史地位。
傅山以他连绵不绝的书法以及“四宁四勿”的主张，卓然独立于书坛，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一脉。（孟云飞：书法家、艺术学博士后、文化学者）#傅山#太原#清廷收藏
袁继咸案件结束后，傅山返回了太原。从此，他无意官场仕途，于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静心博览群书，除经、史、子、集外，甚至佛经、道经亦精心研读，视野大开。崇祯十六年（1643），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不久，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军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之后，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朝灭亡。傅山闻讯写下了“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自己身着红色道袍，自谓“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顾名思义，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廷投降。傅山出家并非本心，而是借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掩护和寄托。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起彼伏，傅山渴望南明王朝逐渐强大起来，早日北上驱逐清廷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密切联系，积蓄力量，密谋策划，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不料，机密泄露，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傅山被捕后，被关押进太原府监狱。关押期间，傅山始终否认他与宋谦有政治上的关系，即使是严刑拷打，他也只说宋谦曾经求他医病，遭到拒绝而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得不到傅山的口供，无奈，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仍然不改。大概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他曾南下江淮了解反清形势。当确实感觉到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寓意明朝灭亡之后，自己无国无家，无奈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此时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参加南明政权的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到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从此过往密切。他们商量组织票号，作为反清复明的经济机构。之后，傅山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频繁交往。其间，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面，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条件甚是艰苦，特意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清朝初年，清廷为了笼络民心，消除亡明遗老的反清意识，于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品学兼优之人。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然而，傅山却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到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和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康熙皇帝面对傅山此举并没有恼怒，反而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傅山由京返回后，地方官员闻讯前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之。对此，傅山不以为然，泰然处之。阳曲知县奉命在他家门前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却凛然拒绝，表现出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二、傅山学养
傅山的学问，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他赞扬李贽的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后，傅山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朝之后研治诸子百家的“开山鼻祖”。傅山的诗赋，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主张诗文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作宏丰，留存于世的仅有《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活学善用。他的知识领域宽广，在清初诸学者中，堪称一流。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其书师法颜真卿，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学思想。他的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被列入逸品。《画征录》云：“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无论字画，均渗透着自己孤高的品格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获得后世的高度赞赏。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位知识分子，其一生中处处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崇高称谓。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的傅山异常悲痛，不久便撒手人寰，享年77岁。
三、书法成就
傅山曾学过赵孟頫，明亡以后专攻颜真卿，之后直取魏晋，逆流而上，直入渊薮。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记载：“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傅山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他认为：“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处，终是俗格。”傅山喜爱用篆隶笔法作书，宗法颜体而掺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面貌。晚期，他对赵字贬斥相当厉害：“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他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些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真为尚。 笔法上，傅山认为：“作小楷须用大力，柱笔著纸，如以千斤铁枝柱地。若谓小字无须重力，可以飘忽点缀而就，便于此技说梦。写《黄庭》数千，了用圆锋笔，竭诚运腕，肩臂共筋骨之输，久久从右天柱涌起，然后可语奇正之变。”观傅山的书法作品，并不都是“连绵”草书，其中，有高古端庄的篆隶；有含蓄的小楷；有大气凛然的行楷。傅山作品的最大特点的还是有着生命涌动的“连绵体”，其“连绵”之作集博学为一体，学众家之优长，以其撼人的气势，打造了书法的奇特世界，成就了傅山书法的历史地位。
傅山以他连绵不绝的书法以及“四宁四勿”的主张，卓然独立于书坛，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一脉。（孟云飞：书法家、艺术学博士后、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