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稿 / 韩烨
在图像时代，舞台艺术从业者如何对无意义的感官刺激保持警惕，用朴素的方式参与到公民社会的实践之中？这是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街区剧场（Teatro del Barrio）尝试用自身行动回答的问题。自2013年创立以来，街区剧场尝试用戏剧、舞蹈、音乐、诗歌和艺术工作坊等形式建立一个政治与艺术并存的空间，通过建立街区大学、让渡剧场空间等方式深入参与社区生活，并始终在精神和运营模式上保持着独立性。
对街区剧场的艺术总监安娜·贝伦·圣地亚哥（Ana Belén Santiago）来说，剧场的动人之处在于分享时间和空间。在她看来，将时代对人的影响纳入这一时空，让戏剧成为分析政治化过程、反思我们日常生活中共有的不安感的载体，是街区剧场的使命。而舞台艺术，应当是为时代的忧虑寻找位置的艺术。
街区剧场的艺术总监安娜·贝伦·圣地亚哥（Ana Belén Santiago）。图片来自Teatro del Barrio官网
首先，请您谈谈创建街区剧场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最初的想法来自西班牙知名话剧演员、剧作家阿尔贝托·圣胡安（AlbertoSan Juan）。在他看来，政治既是反思艺术的出发点之一，也是哲学的实践，与这个时代抛给我们怎样的问题、我们的社群关系、个体之间的关系及我们与权力机构、国家的关系等有关。他预见到创建政治剧场的必要性，认为需要发展一种祛除对上述概念的恐惧感的政治性艺术。因为艺术界有一种恐惧，害怕观众将政治性艺术与政治宣传挂钩。
2013年，马德里还保存着15-M运动[1]的能量。15-M运动是西班牙民主转型期之后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之前，欧洲的经济发展，以及西班牙国内那种“所有人都要做业主、买车、赚钱”的想法，都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是政客的事情，与公民无关。15-M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班牙固有的局面，改变了长期以来人民党和社会工人党轮流执政、持不同意见的选民几乎只能被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所代表的状况，更多的人开始关心并参与政治。当时，2008年的经济危机已打破了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幻梦，动摇了与这种发展紧密相关的个人主义。带着这样的能量，阿尔贝托和戏剧领域的同人开始思考能做些什么，创办剧场的想法由此被提上日程，参与其中的还有社会经济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人士。在他们的设想中，剧场空间应当是一个用以分析政治化过程、反思我们日常生活和不安感的场所。作为观众和艺术家的相遇之地，剧场正像一场集会，而戏剧则是讨论政治的最有力的形式。用加缪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激动人心”。这样的视角和对现实的饥渴，曾是街区剧场诞生的原因，而现在我们正面临新的状况。如果说在15-M运动之前，人们还没有在集会上谈论、反思社会问题的习惯，当下的疫情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危险的、具有传染性的、需要避免的。这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剧场的出发点。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街区剧场。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实现这个理念的过程是怎样的？从创立之初，剧场便采取了合作运营的模式，这些年运行的效果如何？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对街区剧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让项目在没有银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订立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条款，决定寻找一种与最初想建立的合议性团体具有一致性的法律模式，希望能确保剧场的形式与我们想要呈现的本质表里如一。于是，合作运营模式应运而生，剧场开始寻找合股人。每位合股人在决定入股时一次性缴纳100欧元，这会成为社会性资本的一部分。这笔钱当然会存在银行里，防止有一天剧场的运营出现问题。如果有哪位合股人想离开，我们会将钱退还。合作运营者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并通过街区剧场最重要的策略性走向。现在我们一共有530多位合股人，他们拥有所谓的最终决定权。在实际操作方面，他们选出了一个由七位成员组成的顾问组，代表大家做出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决定。这个顾问组与其他合股人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将日常运营中关于艺术的部分交付于我，而将管理的部分交予所有人。
在您看来，作为公共空间的剧场应当容纳什么？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这个问题很有趣，但也很难！剧场应该是什么？有一种与娱乐相关的文化，其目标是逃避生活，因为人们需要忘记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文化类似于游戏，有释放人身上非理性情绪的功能。我想象和理解中的戏剧有追求趣味和娱乐性的倾向，但我们之所以搭建“街区剧场”这一空间，是希望让人们有机会与问题连接，而非忘掉问题。作为公共空间，我们与想要表达的艺术家建立联系，呈现他们的视角，倾听他们个人的苦痛和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痛苦，以及关于历史和不平等的观点。
除此之外，我认为对这个剧场和很多剧场来说，有个酒吧很重要——让观众和演员离场之后可以一起在吧台喝一杯，这在我看来也是你提到的公共性的一部分，可以作为联结艺术家的纽带。创造空间让相遇发生，这个空间可以是剧场，也可以是酒吧，不是吗？因为人们可以在此对话、提问，交换意见和想法，会有新的计划在此而生。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公共责任感。
我在街区剧场里看到过一句很喜欢的话：“我们相信另一种故事是可能的。”“另一种故事”应当讲述什么？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作为生活在社群中的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是故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虚构和建构故事的过程体现了叙述历史和权力的方式，而当下社会遵循的往往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个人至上的逻辑。这类故事会伤害我们，让我们感到不幸。那么，应当讲述怎样的故事？我认为应当是关于责任和照料的故事，关于对话而非争吵的故事，还有关于相遇的奇迹的故事。应当懂得倾听，接受人们讲述的东西，然后对此进行反思与回馈。在内心深处，我们想要呈现的存在方式，应当带有幸福、欢乐、责任感、情感联结的色彩，且不应漠视这世上任何一种有害之物。说到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同一件事会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的伤害，但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不了解的社会和没有体验过的文化中，都有伤害在发生，这些情况同样应该被纳入我们的对话之中。
独角戏《卡米尼娅》（Carmi?a）剧照，根据西班牙作家卡门·马丁·加伊特（Carmen Martín Gaite,1925-2000）于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系列文学讲座改编。图片由街区剧场提供
街区剧场会与其他剧团合作，也制作自己的戏剧。作为艺术总监，您在选择剧目时会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对，我们的剧目选择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是在艺术界给我们的提案中做出选择，我也会去其他剧场和戏剧节上寻找作品；二则是我们自己的制作，街区剧场的起点与文献剧（documentary theatre）密切相关——直接收集与当下有关的语言和证词，在此基础上建构作品，仿佛一场新闻报道。制作属于自己的剧目，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些特定的问题需要艺术家来参与思考，对剧目的选择也源于对内容的考量。我们喜欢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品，政治剧场需要反思当下的各种不安感。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私人领域的不安，而是共有的不安感，也希望在呈现这种感受的同时分析历史的叙述方式。西班牙经历过独裁统治，主要由获胜的一方建构的历史观会阻挠来自社会的修复行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讲述建设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因为，想象未来本身，就是在建设它的路上更进了一步。
在艺术家方面，我们合作的基本是中生代剧作家和演员。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家不是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学生，而是有过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事除艺术之外的工作的人。此外，我们也尝试与更知名的创作者以及在观众中有影响力的演员合作，以促成不同代际之间的对话，吸引更多潜在的观众。
在形式方面，这里的剧目必须是小制作，原则上每一幕的演员不超过两人。为什么？因为剧团的收入来自于票房分成，如果每幕有五个演员，我们将无法遵守劳动法，保证劳动者权益。如果演员人数超出了规定，我会事先和剧团沟通，告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票房收入无法让演员得到工会的指导薪酬。但有时，剧团方面也会表示需要呈现这个剧目，制作人会支付一部分费用，因为他们希望这出剧能在马德里上演；也有些剧团能得到政府的帮助，比如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大区的剧团可以领到文化部的补助。所以，当我遇到自己感兴趣，但演员多于两人的剧目，会和对方沟通，保证不让来这里演出的演员陷入困境。
在我看来，最动人的恰恰是这些小制作的剧目，比如我很喜欢你们以女性为主角的一系列独角戏。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非常高兴你能喜欢。我也很喜欢这个系列，虽然在票房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这个想法来自西班牙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诺埃莉亚·阿达内斯（Noelia Adánez）。她提出，西班牙当代史上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人生经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期许大相径庭。留下这个女性主义的空间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用可以参照的榜样来激励女性，向她们展现社会空间并非只属于男性，而是女性和男性共有的。然而，即便我们努力这样做，在生活中，人们还是会想当然地认为水管工是男性，因为一直以来水管工都是男性。如果开始出现女水管工，这种想法就会下意识地消失。西班牙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有勇气的女性，重新认识这些形象对当下具有启发性。我们要做的是再次发现她们，让她们启发更多的人，由此创造一个新的参照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关于女性知识分子的独角戏，从创作到制作和表演，整个团队的成员都是女性。
独角戏《格洛丽亚》剧照，该剧根据西班牙诗人格洛丽亚·弗尔特斯（Gloria Fuertes）生平改编。图片由街区剧场提供
独角戏《格洛丽亚》制作团队：编剧诺埃利亚·阿达内斯（Noelia Adánez），主演安娜·拉约（Ana Rayo），导演巴莱莉亚·阿隆索（Valeria Alonso）。图片由街区剧场提供
作为一个政治剧场的艺术总监，您觉得有必要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吗？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是的。不得不说，相当一部分社会戏剧和政治戏剧在艺术上是没有价值的。因此我相信，需要为政治剧场找到让作品具有艺术价值的方式。不过话虽这么说，我也遇到过一些作品，从舞台艺术的角度来看很薄弱，但却拥有现实的力量，并通过一些在艺术层面上可能并不合适的法则让作品得到了升华。这一般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对故事有亲身体验，这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维度，能够将经验转化成艺术。
你刚才提到，我们的小制作剧目令你感动。确实，这种贫穷戏剧[2]的思路，本质上倡导的是抛弃对舞台造型艺术的过度投入，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和表演上，这也是我们的立场——让焦点不再聚集在舞台设计上。但与此同时，造型艺术和音乐都是舞台艺术的一部分。它们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因为你可以选择不要布景，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布景方面的决策，意味着你的布景是无，是空旷的空间。这些概念都会进入戏剧的语言，但我们努力让它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方式进入。如果要谈论房子，我们不想做出整栋房子，因为观众知道他们并不在一栋房子里，而是在剧场中。我一直在寻找政治与艺术的平衡，也希望在这里上演的剧目能同时在这两个方面达到高水准，但并不是总能做到。而另一些时候却会出现更好的结果，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所欠缺，但在情感上获得了强烈的张力。
您刚刚提到了作为工具的舞台艺术。在您看来，以戏剧为代表的舞台艺术可以作为记录时代的工具吗？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完全同意。回到我们之前聊过的问题，戏剧领域出现的文献剧“爆炸”，对我来说正反映了它是史学记录的工具。这也说明，在这个社会，有一些事情正在公民身上发生。文献剧的涌现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观众群，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关心政治议题。比如，现在有很多与女性主义相关的项目和剧目，我认为这很有说服力，这说明在西班牙社会，女性主义是人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和性别认同不平等的国家，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舞台艺术是为时代的忧虑寻找位置的艺术。
剧场所在的拉瓦皮耶斯区（Lavapiés）是马德里文化最为多元的街区之一。街区剧场的创作者、经营者与街区的关系如何？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我们的邻里关系很美好。剧场很重要的一部分观众就是这个街区的居民。在疫情之前，“区域和社群”是街区剧场艺术项目的重心之一。当时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在剧场之外引发行动，让戏剧充满整个街区，也使我们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创举之中。虽然倾听很重要，但我也想设计一些项目并付诸行动。疫情期间，我们把剧场变成了“食品银行”，为街区里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工作的空间。街区剧场一直有一个名叫“公民星期二”的活动，每个星期二将剧场的设施借给街区内外有需要的人，如邻里组织、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想创建社区超市的居民。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我们有一个社区剧场的计划，旨在为非专业人士开设戏剧工作坊，帮助他们创作和演出与自身问题相关的剧目。“社区剧场”是一个已有的概念，但我希望它能在拉瓦皮耶斯区成为一个稳定的项目，最大程度地推动我们剧场名字中的“街区”一词发挥作用。
疫情对街区剧场产生了哪些影响？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疫情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我们经历了彻底的停摆。好在剧场采取的是合作运营的模式，并且一直强调责任和照料的理念。在此期间，合股人决定为我们支付工资，让制作团队继续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购买力。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为了满足疫情期间特定的卫生标准，我们将每天的两场演出减到了一场，这样才能有时间消毒、通风，保障观众的安全。此外，我们还关闭了剧场酒吧，取消了线下工作坊。这一切都会对内部团队的运行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团队分成两组工作，这是为了让处理办公室事务的人员避免与负责晚间演出的同事接触，降低感染风险。现在我们每周只有五到六场演出，这意味着我们获得收入的机会将会减少，而这也会相应地影响其他剧团，因为能来这里演出的剧团也随之减少了。
在您看来，疫情期间的禁足令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需要，会对舞台艺术的表演形式带来影响吗？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对所有社会来说，当下都是一个创伤性的时刻，这一点也反映在艺术家的困惑之中。但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的、暂时性的创伤。确实，在通过Zoom、Skype等平台上演的剧作中，机器开启了另一种与观众联系的形式和语言。这样的尝试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出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舞台艺术从业者也开始思考如何实现这类表演形式，但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走进一个地方，有进入的仪式，与他人在一起时有事情发生，我们共享一种呼吸、一个场所、一片静默，这一切会以一种具有仪式感的方式结束，而之后我可以谈论它。当然，这些感受也会影响我，让我无法享受戏剧本身。因为每次走进剧场，我一入座就会开始看观众，观察其他人如何观看。在我看来，剧场的动人之处在于共享时间和空间。这种共享令我能够对世界进行另一种反思。
对我来说，艺术作品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们可以打动我，扰乱我，留在我心中，让我对自己提出更多问题……我可以在戏剧和其他舞台艺术的现场找到所有这些特质，就像在造型艺术中一样。康定斯基的作品可以在网络上看吗？无论如何，去博物馆看原画都是另外一回事。
注 释
[1] 15-M运动，指2011年5月15日在西班牙各地爆发的一系列公民运动。运动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无法被任何传统政党所代表，他们反对两党制，反对银行和大公司的垄断，主张推动公民参与度更高的民主模式的发展。
[2] 贫穷戏剧（Poor Theatre），又译作“质朴戏剧”，是波兰著名戏剧导演格罗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于20世纪中叶提出的理论，主张在舞台呈现上避免奢华服装和精细布景，依靠演员的力量来传达作品的本质，消除演员和观众的隔阂。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