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别有情致与哲思的“新创意小品文”——读王国猛新作《别有根芽》《微言大义》
作者:安裴智 来源:深圳文艺评论
王子国猛,江右才俊,古典文学硕士,创意写作博士,饱读诗书文史,学养深湛。曩从事地质勘查,后南下鹏城,入职公务机关,继而调任文苑,肩负文化管理之重任。近年醉心创意写作与传统文化研究,收获颇丰,皇皇大著三本,付之剞劂。在深圳这座以现代化为特点的国际化大都市,王国猛的创意写作以其浓郁的古典情怀、深厚的史家笔意、独到的人生识见、生动的小品文采,在微信圈、网络上,一时风靡,博取无数读者青睐。他文思泉涌,创作颇快,继散文集《今日方知我是我》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两本新的小品文集,一本名为《微言大义》,一本名为《别有根芽》。《微言大义》取“微尘之言,广漠之意”“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之意,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感于《论语》《道德经》《沉思录》的深奥精要,秉承‘文以载道’优良传统,欲融历史、文学、哲学于一体,涉及人性、情感、理智、生活、世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不以鸿篇巨制获胜,而以短小精悍争长。观点皆为己见,务求独树一帜;文句常有创新,必当陈言务去。不拘于形式,但只重内容。务求短而有力,约而富文,愿人读后有所得,思后有所触。”《别有根芽》书名来自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采桑子?塞上咏雪花》:“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王国猛借在寒冷处顽强生长的雪花不同于牡丹、海棠等人间富贵花的清雅、高洁品性而自喻,大有深意。《别有根芽》的书名别致机巧,喻示了作者在滚滚红尘中超凡拔俗、特立独行之情志,是作者王国猛个人性格与文风之形象表征。
王国猛是一个别有思想、别有情致、别有文采的作家,是一位文坛独行侠。在深圳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他的创意写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气质与独特风采,确实是别具根芽,令人刮目相看。他的写作,篇幅短小,却隽永耐读,富有人生的情致与哲思。相比古代与现代的小品文写作,可称其为“新创意小品文”。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小”,篇幅短小,每篇也就几十个字,最多一二百字;二是“品”,王国猛的这些小品文,有韵味,经得起品味与咀嚼,别有韵味;三是“创意”,王国猛的新小品文写作,在思想观点与文体艺术两方面,都在继承前人小品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针对王国猛的“新创意小品文”,本文重点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谈谈王国猛的小品文对祖国优秀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方面的几个特点。
一、在中国当下文坛,能以一种隽永温润、灵动传神的笔法,写出一种具备古典美学气质的小品文的人并不多。王国猛的“新小品文创意写作”,上承2500年之前由孔子、老子开创的“哲理小品文”之优秀传统,但又有创新。
我们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其老师孔子言行的一种“语录体”“对话体”小文,篇幅很短,1.27万字,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篇学术论文的篇幅,却分了20篇,492章。每章字不多,也就每章保持在25个字左右,却字字珠玑,包蕴着深刻丰厚的人生哲理。如这样的“小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实际上都不够成“文章”,都只是一个一个的文字段落。老子《道德经》,5000字,分为81章,更是中国最具哲理意味、最伟大的一篇文章(还不是一本书),每章平均61个字。如这样的“小品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短短文字,却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内在规律,饱蕴着对宇宙、人生、天地、家国的深刻思考,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做人的思考。
中国文学一直有小品文这个写作传统。小品文实际上发源于先秦时期的诸子“语录体”小文,如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等。然后,在魏晋南北朝代时,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取得一个新的发展,在唐宋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小品文的优秀篇章。如苏轼《书临皋亭》、《与毛伟瞻》。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许多小品文写魏晋人的特立独行的生活与气质,写出了“竹林七贤”等魏晋士人的言谈、举止、趣味、习尚等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所表现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价值追求,即一种魏晋风度。风度的本质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内在品格的美学显现。魏晋风度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伴随魏晋玄学兴起形成的人物审美形态,是一种精神气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如《雪夜访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写王徽之的一种逍遥自由,率性而为、乘兴适意的生活态度。再如北宋苏轼《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写东坡居士酒醉饭饱之后,倚靠在几案上休息。左边白云缭绕,清澈的江水在右边回旋,树木和山峦从打开的门窗映入眼帘。面对静谧、宏阔的自然界,苏东坡忽然有所感悟:他好像在思考什么,而实际上却没什么想法,只是惬意地享受宇宙万物给人类馈赠的这一切。与大自然的博大慷慨相比,苏东坡感到生活于其中的人类自我实在是惭愧呀!
小品文在晚明清初形成一个繁盛的时期,以张岱、袁宏道等为代表,出现了《陶庵梦忆》《虎丘记》等许多优秀的小品文。如张岱以“小品圣手”名世,他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所以,张岱小品文的特点即是具有“真气”“深情”,短小而有雅趣。王国猛的《文章不在长》一文,专门谈到短文的妙处,他以张岱《湖心亭看雪》为例,谈到这篇159字的晚明小品文在描写西湖冬雪时的三个特点——“静冷”“高远”“雅趣”,认为“情境皆出,神韵超绝,底蕴深厚,视角奇特,剪裁绝伦。”这种归纳是很准确的。几百年来,中国小品文形成了小、真、趣、活、雅、闲的审美特征,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以降,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一种“现代小品文”应运而生,代表作家有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以抒写闲适散淡的日常生活为其特征,影响了现当代的散文创作。曹聚仁这样评价周作人的小品文:“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可以看到,从古代至现代,中国小品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散文与议论文两种。从题材上看,《论语》《道德经》并不是散文,而是一种议论文,而盛行于各个朝代的大量文言序跋,也是一种篇幅短小的小品文。王国猛的“小品文”显然是延续了源自《论语》《道德经》这一条路的短篇议论传统,这表现在文体上。因为各个朝代的文言序跋仍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王国猛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新小品创意段落”,是一段一段的,以段落为单位,非以文章为单位。王国猛的这种新小品文既不同于当代的散文创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论文,而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新语录体”“新随笔体”。散文注重抒情,杂文注重议论,但从文体美学角度看,不管是散文,还是杂文、随笔,都讲究文章的完整性,即有“头、腹、尾”,古人所谓“凤头、猪肚、豹尾”。必须有文章的开头、中间展开部分、结尾。但王国猛的“新创意小品文”,恰恰突破了现、当意义上的散文、杂文与随笔的概念,而是无“头、腹、尾”的严格区分,是一种有了灵感与想法,就率性而发的写作,具有即时性、零碎性、突发性、偶然性等特点。这是继承了自《论语》《道德经》以来的“语录体”“随笔体”的优良传统,但其语言大多是一种精炼生动的现当汉语,当然,也不乏一些非常优美的文言、半文言的段落。
二、王国猛的这种新小品文,大多具备一种创意与新见,他能写出一种与众不同、却很在理的新观点。王国猛这种“灵魂深处的光”时时闪烁在他的小品文中,虽然文字不多,却发人所未发,闪烁着一种思想的火花与灵魂的光芒。
如《官文一体》,将古今官员的理想追求进行比较,提出思考:“古代官员常恨自己文笔不逮,以不能执文坛牛耳为憾;现代官员都怕别人说自己是个文人,似乎文气沾身便损了官气。”这种反思很有价值。作者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这也可理解为是对当代社会形态与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作者提出古代“官文一体”的为官特征,而当代则是“官文分离”、造成两张皮,这究竟是为什么?“以前像欧阳修、苏东坡这种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的官员,一直受到天下士子的尊崇,走到哪里都有人慕名前往请益。现在的有些官员,宁愿被人私责不学无术,也不愿被人公赞文人情怀。文人与官员,从古代的融为一体,不知何时变为现在的彼此轻慢。其实,我们对古人的欣赏和尊敬,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官文一体,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点亮了后人的思想,拨动了后人的心弦。”王国猛的观点不同流俗,是独立思考之后的一种理性的认知,因而难能珍贵。
《消失的故土》抒写对现代化大潮带来的对农业文明的留恋与怀念,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幼时爬过的树已无影无踪,上过的学校已变成娱乐厅,捉迷藏的里弄小巷都‘长’出了高楼大厦,特别是父母呼唤的声音不再于那烟火缭绕的空中回荡。既无‘土’可依,又无‘故’可寻,现代人只能在华丽的城市消耗着身体,流浪着精神。”这种对现代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人的精神无所归依、精神漂泊的现状揭示,情感的撕裂,灵魂的重置,实际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戕害的冷静思考,其中涉及到自然生态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王国猛持一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道家哲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反思,留给读者无限的人生感慨。
在《学贯中西为佳》中,他进行古今文体之比较,主张不能一味盲目崇拜西方,尤其是文学创作与研究。他谈到:“古人重诗文,而将小说传奇归入稗官野史。”古代文人的文体观念,看重诗文,不重戏曲小说。他对“五四运动”以后,西学东渐,时人对西方文学观念照搬全抄的情形提出质疑和反思,认为百年来新诗和小说最为畅行,小说创作蔚为壮观,但似乎至今也未超出《红楼梦》水准。“现当代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就算掘地三尺,也未必能挖出真金白银。”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有点偏激;细思却甚有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高峰在古典主义时期。现当代,虽然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儒学大厦坍塌了,旧的社会形态与伦理秩序遭到了毁灭性的推翻,但从美学本体而论,现当代的文体创新,由中国文化的整体“现代性”所带来的中国文学的文体革新,有其符合历史发展大潮的积极的一面,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完成是以推翻、牺牲中国传统文学的本体美学特质为代价的。所以,王国猛说:“很多学者祭起西学东渐的大旗,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想法来个拿来主义,如获至宝地贩卖出售,互相以此为能。闻者颔首,便引为同类。其实老祖宗留下的思想,足可资以研究之用,借鉴现代化西方观念,融会贯通,汇成一家之言,方是关键。”他这里,并不是否定借鉴西方,而是强调对中国本土文化永葆自信的重要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文化自信为根本,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融会贯通,汇成一家之言,才是关键。可谓客观深刻。
三、王国猛具有比较深厚的文史学养。这与他出身于古典文学的学术背景很有关系。自古文、史、哲不分家。王国猛的小品文,内容大多以历史人物与故事为议论对象,体现了一种古典情怀、文史笔意。由此也看到作者的文史修养之广、之博、之深。他追怀历史、反思人生、探观家国、蠡测社会、建构文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百年,风云人物,文人士子,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一种新颖犀利的理解与阐发。如曹操,按照《三国演义》等书的正统观点,是将其视作“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王国猛认为这实是一种偏见。他说:“天下已经破碎不堪,难以复原的时候,最后是姓曹、姓刘、姓孙、姓司马,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不取,自有别人取。”能从一种历史发展的大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而不囿于一时一地之局限得失,自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
王国猛是学古典文学专业的,具有扎实深厚的古代文论的功底。在《古代文论的精妙》中,他对古今文论进行了比较,认为古代文论中精妙著作比比皆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批评精到,观点独特,本身也是优美流畅、意蕴深远的文学作品,读来令人心旷神怡,由衷叹服。”其实作者的文章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同样是见解独特,文笔优美,动人魂魄的。他批评今天文论之流弊,“今之文论,其论或差堪自圆其说,其理或勉强自成系统,只是过于学术化、学院派,晦涩难懂,迂回不畅,让读者疲顿劳累,兴趣索然。不知何时起,文论一道,借鉴西学,非要陌生化、创新性,追求阳春白雪,高居空中,以读不畅、想不通为上乘,让人望而却步。什么时候现代文论也能妙如古代文论,则所评文学精品或可畅行于世。”当代搞文艺评论的,不管是评论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剧、报告文学,大多洋洋洒洒,动辄万言,讲究从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尤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文艺思潮与作家作品,这当然是可以的。西方的美学与文艺理论也是人类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用来作为一种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文艺批评方法论,当然是可以的。但王国猛强调的,是不能固守“唯西方论”,而将中国古典美学与古典文论完全放弃的行为,认为“崇西排中”的美学观当然是不足取的。也许是由于古典文学的专业背景,王国猛在他的小品文中常常强调,从事文学批评,不能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论传统。我本人也是学古典文学出身,酷爱古典文学,重视古典文论,所以,对王国猛的这个观点感同身受,非常赞同。王国猛是一位熟读古代文史典籍、具有较扎实的古典文化基础的学者,他继承并将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发扬光大,这一点,在“泛西方文论”的今天,自是十分难能珍贵的。
《中西诗歌与小说之较》一文也有类似的观点。王国猛说:“诗词,其实已经被唐宋文人写完了,唐诗宋词双峰并峙,后人再也无法超越。那些菲薄唐诗宋词者,都是些浅薄之人,没有涵养诗词的气韵,倒是学了文人的轻狂,特别是有些人对于自己祖宗留下的东西百般看不顺眼,非要觉得西方的诗歌高出一筹。其实西方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才出现了一些富有成就的诗人,如普希金、歌德、雪莱、拜伦、艾略特等,而中国早在一两千年前就出现了屈原、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引用木心观点,认为西方的诗歌成就不及唐诗宋词。认为“中国本是个以诗文见长的国度”,对有文人认为“中国诗歌落后于西方远矣”的观点提出质疑与批评,显示出他的一种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与宽广的学术胸怀。
王国猛的“新创意小品文”语言文采好,文简而意深,经得起“品赏”。这些小品文虽然篇幅不长,却字字珠玑,诗意盎然,时有文言清雅之美,讲究工整、对仗。清新隽永的文笔中寄寓着深广的人生哲思,短小精悍,满蕴情致,特别适合快节奏、高强度、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读者阅读欣赏。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亁嘉大儒章学诚说:“学博者长于考索,才雄者健于属文。”王国猛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又是创意写作的博士,颇具一定的古典文史修养;他的小品文才思飞扬,喷涌而出;而且,更难能可贵的,他的创作具有一种不同凡俗的历史识见与学术识见,颇具创意。可以说,王国猛的“新创意小品文”体现了“才、学、识”的结合。当然,他的创作也给我们当代人以启迪,那就是应该树立文化自信的人生态度,学贯中西,东西融合,走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路。
作者简介
安裴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