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金秋十月，《陶朱漫话》栏目在本刊亮相了。作为文化人，陶朱公范蠡既是商务鼻祖，也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作为文化栏目，《陶朱漫话》不仅想说说商业金融，也想聊聊地理天文、琴棋书画。能否画出一片“春山”不得而知，但是，所用的“朱墨”为中华传统文化，则是确定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渴望得到新老读者的批评与喜爱。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说的是：我有三件宝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爱，第二件叫节俭，第三件叫不敢走在众人之先。慈爱所以能勇武；节俭所以能宽广；不敢走在众人之前头，所以能成为万物的尊长。
老子说的是做人，而“经商”何尝不是做人？可以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八字，实在是上古国人从商理念的精辟总结。
范蠡雕像
“陶朱公”之称谓来自《史记·越世家》，司马迁说范蠡“浮海出齐”，间行止于陶。“陶”为何处？后人虽多有异说，但多数人认为是今之山东定陶县，或说距离定陶不远的陶山。
但是，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即“陶朱理念”，却是先秦诸多思想家共同的财富。
重商与轻商
陶朱公范蠡作为春秋末年的经商专家，留下了《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史籍也多有转述。虽然其著述有限，但是后人的稀释、阐释众多，足见影响之大。而且他的理论中，既有诚信经营、“积著之理”等传统商道，又包含今天的“经济循环论”“市场价格论”等现代商业思想，给后来经商者带来了诸多经验，至今弥足珍视。
其实，对于商业的重视，还可以上溯得更为久远。《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远古有关“各取所需”的记载。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在其《六韬》里说：“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这位古代的智者，是把“农工商”等量齐观的。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由于井田制瓦解、商品交换扩大、城市经济繁荣——齐临淄，赵邯郸，燕下都，楚郢都闻名四方，对于商业的重视并不减少。代表作即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管子》中，对于商业的重视，至今不无现实意义。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即从经济看社会安稳与否，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如何治理士农工商的话。说的是君主对待百工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商人：允许群居而观察时许，鼓励周行四方而互通有无，倡导诚信为本而讨论财利，如此代代相承而赓续不绝。确实是“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超然物外的庄子，对于商业，是从“快乐哲学”的角度切入的：“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比”即和、亲，引申为快乐。这“劳作本身即快乐”论，疑似宣传“责任与命运一致”的“共产主义”境界。
范蠡湖
当然，上古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囿于对于贸易商业的有限的认识，已经表现出“轻商”的倾向。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的态度，原本是对于“不义而富且贵”的批评，后来演绎为只要说“利”就是不义的对立，不仅孔夫子始料不及，也是一贯仗义疏财的陶朱公所并不嘉许的。
敬业与诚信
其实，商业与其他行业一样是“良心活”，来不得虚伪与欺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说的同样是诚信与敬业的信条。而在先秦乃至更早，这种“陶朱理念”就已经根深蒂固。
《周礼·地官·司市》：“贾民禁伪而除诈。”禁绝虚伪而根除欺诈，无论何时何地因何故都该是经商的圭臬。《礼记·大学》：“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也将被人以不合理的方式攫取而去。该理论到了管仲手里，则成为至理名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商人如果不能够心存诚信，自然也就不能够成其为商人。荀子则曰：“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各行各业都能够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则国泰民安。商人诚信而不欺诈，市场就会平稳，财货流通就不会滞后，国家的用度也就充裕了。重要的是，对于诚信为基础的“得失观”，荀子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阐释：“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以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然且为之，不明其数也。”意思是：交易，拿一件换一件，人们就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拿一件换两件，人们就说没有损失而有收获；拿两件换一件，人们就说没有收获而有损失。善于计算的人希望以少换多，善于谋划的人遵从自己所认可的办法。拿两件换一件，没有一个人肯干这种事，因为大家都明白它们的数目。依从道义去行动，就好比拿一件去换两件，这样会有什么损失呢？离开了道义而仅靠主观选择，就好比拿两件去换一件，这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积累了长时间的欲望，只为换取暂时的满足，还是要去一意孤行，实在是不明了交易的大小轻重了——所以，在荀子那里，“喻于义”与“喻于利”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基本的是非曲直与做生意的道理都是简洁明了的。这就把“敬业”即做生意的态度与做人的道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在强调的“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和气生财”??其实并没有逾出荀子的理论框架。
行商与智慧
市场体系的形成与长途贩运息息相关，这是如今的共识。殊不知明清时期的“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的繁荣与先秦的行商理念息息相关。
《管子》：“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货物的价格，在其出产地不如在其集散的贸易市场价格高。如今反观，这理论自然是常识，但是在上古，却是多次实践的结晶。《韩非子·说林上》：“以予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说的是商人经营，如果把自己的商品贩运到并不使用这种商品的地方，想要做成买卖而获取利润，怎么可能呢？所以经商要懂得天时地利，因时观变，因地制宜。我们有理由认为，后来硕果累累的徽商与晋商，是先秦“陶朱理念”最为成功的践行者。
同时，古人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商业经营的方法，在于运用计谋与智慧，不仅在于辛劳苦行。先秦诸子百家到普通百姓，均已通此理。《诗经·大雅·瞻卬》：“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如果市场上物价涨了三倍，君子要懂得趁机交易，谋取利润。《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说商人需要登高望远，左右观察，才能够把商业利润收入囊中。孟子的比喻是：“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大小鞋子一个价，谁会做这样的傻事呢？而《管子》讲得更明白：“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卖完了才明白存货不足，是不懂行情。生意结束了才知道存货有余，属于不明白行事有度。《战国策·赵策》：“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两句话，可谓将“做空”与“做多”的道理讲得一语中的、明白透彻。
传说是鬼谷子传给范蠡等人的《计然篇》曰：“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与势，不依人意所动。凡偶然者，皆有必然之数。”此处的“然”就是把握规律，就是商道之智慧。
曾几何时，老牌子商店门口常贴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陶朱是范蠡，端木即孔子最会经商的弟子子贡。二位正是践行“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思想的杰出代表也。
（作者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教授）#范蠡#陶朱公#管仲收藏
但是，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即“陶朱理念”，却是先秦诸多思想家共同的财富。
重商与轻商
陶朱公范蠡作为春秋末年的经商专家，留下了《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史籍也多有转述。虽然其著述有限，但是后人的稀释、阐释众多，足见影响之大。而且他的理论中，既有诚信经营、“积著之理”等传统商道，又包含今天的“经济循环论”“市场价格论”等现代商业思想，给后来经商者带来了诸多经验，至今弥足珍视。
其实，对于商业的重视，还可以上溯得更为久远。《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远古有关“各取所需”的记载。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在其《六韬》里说：“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这位古代的智者，是把“农工商”等量齐观的。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由于井田制瓦解、商品交换扩大、城市经济繁荣——齐临淄，赵邯郸，燕下都，楚郢都闻名四方，对于商业的重视并不减少。代表作即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管子》中，对于商业的重视，至今不无现实意义。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即从经济看社会安稳与否，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如何治理士农工商的话。说的是君主对待百工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商人：允许群居而观察时许，鼓励周行四方而互通有无，倡导诚信为本而讨论财利，如此代代相承而赓续不绝。确实是“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超然物外的庄子，对于商业，是从“快乐哲学”的角度切入的：“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比”即和、亲，引申为快乐。这“劳作本身即快乐”论，疑似宣传“责任与命运一致”的“共产主义”境界。
范蠡湖
当然，上古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囿于对于贸易商业的有限的认识，已经表现出“轻商”的倾向。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的态度，原本是对于“不义而富且贵”的批评，后来演绎为只要说“利”就是不义的对立，不仅孔夫子始料不及，也是一贯仗义疏财的陶朱公所并不嘉许的。
敬业与诚信
其实，商业与其他行业一样是“良心活”，来不得虚伪与欺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说的同样是诚信与敬业的信条。而在先秦乃至更早，这种“陶朱理念”就已经根深蒂固。
《周礼·地官·司市》：“贾民禁伪而除诈。”禁绝虚伪而根除欺诈，无论何时何地因何故都该是经商的圭臬。《礼记·大学》：“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也将被人以不合理的方式攫取而去。该理论到了管仲手里，则成为至理名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商人如果不能够心存诚信，自然也就不能够成其为商人。荀子则曰：“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各行各业都能够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则国泰民安。商人诚信而不欺诈，市场就会平稳，财货流通就不会滞后，国家的用度也就充裕了。重要的是，对于诚信为基础的“得失观”，荀子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阐释：“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以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然且为之，不明其数也。”意思是：交易，拿一件换一件，人们就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拿一件换两件，人们就说没有损失而有收获；拿两件换一件，人们就说没有收获而有损失。善于计算的人希望以少换多，善于谋划的人遵从自己所认可的办法。拿两件换一件，没有一个人肯干这种事，因为大家都明白它们的数目。依从道义去行动，就好比拿一件去换两件，这样会有什么损失呢？离开了道义而仅靠主观选择，就好比拿两件去换一件，这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积累了长时间的欲望，只为换取暂时的满足，还是要去一意孤行，实在是不明了交易的大小轻重了——所以，在荀子那里，“喻于义”与“喻于利”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基本的是非曲直与做生意的道理都是简洁明了的。这就把“敬业”即做生意的态度与做人的道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在强调的“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和气生财”??其实并没有逾出荀子的理论框架。
行商与智慧
市场体系的形成与长途贩运息息相关，这是如今的共识。殊不知明清时期的“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的繁荣与先秦的行商理念息息相关。
《管子》：“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货物的价格，在其出产地不如在其集散的贸易市场价格高。如今反观，这理论自然是常识，但是在上古，却是多次实践的结晶。《韩非子·说林上》：“以予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说的是商人经营，如果把自己的商品贩运到并不使用这种商品的地方，想要做成买卖而获取利润，怎么可能呢？所以经商要懂得天时地利，因时观变，因地制宜。我们有理由认为，后来硕果累累的徽商与晋商，是先秦“陶朱理念”最为成功的践行者。
同时，古人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商业经营的方法，在于运用计谋与智慧，不仅在于辛劳苦行。先秦诸子百家到普通百姓，均已通此理。《诗经·大雅·瞻卬》：“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如果市场上物价涨了三倍，君子要懂得趁机交易，谋取利润。《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说商人需要登高望远，左右观察，才能够把商业利润收入囊中。孟子的比喻是：“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大小鞋子一个价，谁会做这样的傻事呢？而《管子》讲得更明白：“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卖完了才明白存货不足，是不懂行情。生意结束了才知道存货有余，属于不明白行事有度。《战国策·赵策》：“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两句话，可谓将“做空”与“做多”的道理讲得一语中的、明白透彻。
传说是鬼谷子传给范蠡等人的《计然篇》曰：“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与势，不依人意所动。凡偶然者，皆有必然之数。”此处的“然”就是把握规律，就是商道之智慧。
曾几何时，老牌子商店门口常贴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陶朱是范蠡，端木即孔子最会经商的弟子子贡。二位正是践行“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思想的杰出代表也。
（作者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