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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帝国的瓦解:简述唐代后期的政治困扰

2020-11-19新闻21

导语:政治纠纷不足以亡国,但却往往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历史迈入后期,政治上也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基本上包括三个问题:藩镇割据、南衙北司之争和牛李党争。有的问题长期存在,不仅成为帝国瓦解前期最基本的政治格局,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朝各代共同面临的难题。有的问题虽然持续时间不久,但最终都很难得到彻底的治理,为后世政局的演变埋下祸患的根源。

唐代宗时期,刘晏颁行了系列经济政策,对于国家财政进行了整顿。德宗年间,杨炎两税法改变了国家财政征收的方式,从原来无法严格控制人丁的租庸调制到逐渐好转的财政形式,唐朝的经济也逐渐恢复了平稳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胸怀大志的唐德宗迫切地想要解决藩镇的问题。但在实际的解决过程中,由于藩镇之间利益勾连缔结的关系,政令的实施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先后出现"四镇之乱"、"二地四王之乱",导致当时的事态越发复杂而严峻。

《神策军碑》拓片

在屡次的动乱以后,德宗消灭藩镇的意图受到打击,因此主要也是实现"姑息之政策",在维持大局稳定的同时,依然在寻找更妥善的治理方法。一方面,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禁军主要指的是神策军,在当时神策军受到宦官的直接指挥,军队的供应受到朝廷的保证,军队人数达到15万,相对而言战斗力也比较强。例如唐代著名的将领李愬、李晟等都是神策军的军事人才。另外,中央还通过将一个很强的藩镇划分为两个以及增设独立节度使的方法来削弱藩镇的力量。

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两税法,通过扩大税源的方式整顿财政。所有通过两税法征收上来的赋税都要分成三份,一份上贡给中央,一份上送到节度使,剩下的各州自留作为财政上的用度,这也被称为"两税三分"。两税法是财政制度,但它不纯粹与经济相关,还与国家的政治相关联,对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起到缓解的作用。另外,从代宗时就开始加强漕运,实行盐酒茶的专卖,这些都使国家财政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德宗以后,顺宗继位,顺宗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进入了唐宪宗时期。因而德宗时期的积极举措在宪宗时初显成效,宪宗的年号是元和,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元和中兴"。这一时期不仅受前期政策影响整体格局稳定,而且当朝的宰相如李吉甫、裴度等人对于藩镇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因此在这段时间里爆发了一系列消灭藩镇的战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记载的《李愬雪夜下蔡州》所讲述的正是当时平定淮西的战事的经过。

唐宪宗像

历史上对于"元和中兴"的评价较高,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记载,自代宗以来六十余载,藩镇飞扬跋扈、不受管制的局面"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强藩也纷纷表示要归附朝廷。"中兴"所维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唐朝中央的实际控制区域在这一时期内得到了扩张。另外,从实际的发展来看,藩镇势力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个地方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占地面积辽阔,在管理地方事务尤其是对偏远地区的管理上,很难顾之全面。当藩镇成立以后,对于地区内部具体事务的发展管理则更加细致周密。

南衙是指宰相的办事机构,基本山就是指外朝,北司是宦官的办事机构,位于内廷的北部。唐朝长期以来对于宦官的权力是有所限制的,实际上宦官只是皇帝的家奴而已。据《旧唐书·宦官传》记载,他们的职责只是"在阁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宦官的权力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膨胀,唐玄宗在位时,高力士便会代替玄宗处理一些小事,唐肃宗时期,李辅国"口为制敕",有的诏令就由他直接撰写并发布施行,代宗时期他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据《旧唐书·杨复恭传》记载,唐昭宗时期宦官的势力急速膨胀,直接威胁到了皇权。

宦官李辅国

司马光认为,唐代宦官的势力之所以会膨胀至此,是因为唐代的宦官掌握有军权。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分析"唐代宦官之祸"时认为,唐代宦官的权力在人主之上追根溯源是由于唐代的制度基础。从德宗时期开始,神策军的左右护军中尉都是由宦官担任的,从此以后宦官掌领禁军就成了约定俗成的制度。此外,随着宦官权力的膨胀,对于机密事务由原先仅仅负责传达变成了参与到讨论中去,内外朝之间的沟通实际上就被宦官所控制。

唐代重用宦官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牵制外朝的势力,不过一旦宦官的势力膨胀,皇帝便会联合外朝一同镇遏。在唐代历史上,皇帝联合外朝镇压宦官势力的典型事例首先是唐顺宗年间的"永贞革新",又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当时顺宗还未登位时朝中有一群改革意愿强烈的文士,在顺宗即位以后他们便首先针对宦官提出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王伾、王叔文以及青年集团的其他人物多半都受到贬谪,到外地挂司马之衔。

刘禹锡画像

南衙北司之争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唐文宗在位时联合宰相一同治理宦官的历史事件。文宗派人暗中设局革除宦官势力,却不料最后受到宦官惩治。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记载,这场风波结束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的势力反而愈加膨胀。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也是当时南衙北司之争的受害者之一,在偏远的巴山楚水之地一待便是二十三年,在扬州遇到和他同病相连的白居易,便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以枯木总会逢春的积极态度宽慰友人也宽慰自己。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更是凸显了士人顽强的斗志。

唐穆宗以后,官僚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很多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唐代后期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现象,宋代以后也称此为"牛李党争"。所谓牛李是指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个政治派别。对于朋党之争的根源历来说法众多,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与两派的礼法门风有关,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大多出生于山东氏族,重视礼法门风而鄙薄科举,而牛党一派大多数是科举出身,代表的是新兴的士庶力量,实际上体现的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对文化传统所持有的不同态度,或激进或保守。

另有些研究唐史的专家认为朋党之争的根源在于对藩镇的态度,李党态度积极,坚决要求解决藩镇问题,而牛党则持相反的姑息妥协态度。因而从当时整体维护大一统格局的角度来评判,李党的思想观念相对进步。此外,更有人将争论的根源与宦官的问题相挂钩。总而言之,对于朋党之争无法作出确切定论,其内核十分复杂。既有政见之争,也有门阀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争,还有很多是意气之争,无法从政治上裁断其是非。

唐末动乱

结语:大唐帝国的统治跨越了将近三个世纪,终于落下帷幕。他是博大慷慨的,因为他拥有非凡的气度和眼光,开创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但他同样也是狭隘浅短的,因为他缺乏团结一心的凝聚力,遂以支离破碎的荒诞闹剧匆忙首场。安史之乱后的中原是剑拔弩张、高手云集的赌场,对于输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着十足的把握,这亦如同人生的博弈,高下难决,唯有开拓向前才不至于被事态种种所羁绊。历史兴衰往复,如前潮后浪般奔赴向前,步履不歇,而唐帝国的血脉依旧滚烫,灌溉在悠远的乾坤之间。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 《旧唐书》 《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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