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初，更准确来说应该是唐高宗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以文词齐名，被称为王杨卢骆，得了个”四杰“的称号，而杨炯似乎对这种排名很不以为然，他曾对别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而且这种说法还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比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也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崔融和张说和初唐四杰所处的时代差不了多少年，而且他们也都是博学之人，从这里来看，杨炯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应该说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而且，关于初唐四杰的排名，后世也的确只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一为：王杨卢骆，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杨王卢骆。
从这两种说法看来，王勃和杨炯之间还真的是难分高下，文词的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而骆宾王排在最后似乎没有任何异议的。
有意思的是，根据他们的出生年月看来，这种排名恰好是反过来的。王勃和杨炯应该都出生于650年，而卢照邻的出生日期虽然不见记载，但根据很多人的推断，他应当出生于630年到640年之间，而骆宾王则出生于619年.
虽然他们出生的时间跨越较大，但他们的活跃时间都集中在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出生时间最早，受之前文风的影响最重，因此在文词改革方面略低于另外三人，排在最后倒也没有什么。而杨炯之所以发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正如唐朝宰相张说所说，所谓的愧在卢照邻之前只是杨炯的自谦之语。
就文词而言，这里的文词包括骈文、赋和诗，王勃、杨炯和卢照邻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但王勃和杨炯很明显是更胜一筹，即便如此，杨炯还是更喜欢卢照邻，这种喜欢其实掺杂了很多别的感情在里面，比如对长者的敬重之情以及对卢照邻悲惨境遇的同情等等。
卢照邻比杨炯大了十到二十岁，而且卢照邻本身就是在文坛上的影响很大，《旧唐书》记载：“（卢照邻）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杨炯作为一个后辈自然对卢照邻比较尊重，而且卢照邻的一生确实比较悲剧，虽然初唐四杰的一生都很悲剧，但卢照邻似乎是最悲剧的一个。
基于这样的事实，杨炯对卢照邻的感情就更加复杂了，在四杰的排名上，杨炯对于卢照邻在他后面的事实，自然会认为比较惭愧，这是一种自谦，那么，卢照邻的悲剧是怎样的呢？
《旧唐书》对卢照邻的记载比较简略，他出自范阳卢氏远支，年纪轻轻就在文坛上有了不错的名声，后来得邓王李元裕的看重，成为邓王府的典签，跟随李元裕辗转各地为官，他的很多作品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但后来的卢照邻得了风疾，不得不辞官隐居，但即便如此，病痛还是折磨的他痛苦不堪，即便拜药王孙思邈为师，也没有让他痊愈，以至于“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别，遂自投颍水而死。”
很难想象，该是怎样的痛苦，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如果说杨炯对卢照邻很是敬重，甚至甘愿排名在他之后，那么杨炯对王勃就是看不惯了，倒不是说看不惯王勃的文才，实际上杨炯很推崇王勃的文才，他在为王勃的文集写序的时候，曾这样说过：“（王勃）每有一文，海内惊瞻。”
所以说，王勃的文才，杨炯是服气的，但两人年纪相仿，是真正的同龄人，文人之间难免有互相看不惯的习气，在这一点上，杨炯也不例外，况且“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
王勃和杨炯在小时候都算是别人家的孩子，也是神童般的存在，但相比较而言，王勃更加恃才傲物，仗着自己的文才好，对当时文坛上的人都比较轻视，当然也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惧虎，年轻气盛，总之，王勃不怎么受人待见，甚至被人排挤，他本身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王勃年纪轻轻就对入仕很积极，后来成为沛王府修撰，在得到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之后，他似乎就有些得意忘形，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李贤和李显斗鸡的时候，竟然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
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檄文在古代向来是比较严肃的，政治意味很明显的一种讨伐、批判性质的文章，也因此，唐高宗知道后很生气，将王勃逐出了沛王府。
等到后来王勃做了虢州参军，又犯了事，他先是藏匿了一名犯了罪的官奴曹达，后来又怕东窗事发害了自己，于是私自将曹达给杀了，这自然是死罪，如果不是遇到大赦，他估计已经因此被处死了。
这件事虽有被陷害的嫌疑，但也说明王勃在官场上确实不咋地，他因为不会做人，确实惹了不少人，文坛上、官场上，他得罪的人估计是不少的。
王勃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前面说卢照邻被病痛折磨的跳水而亡，而王勃的死也与水有关系，他去交趾看望自己的父亲，结果在返程的海上遇到大风，以至于溺水而亡。
正是因为王勃这个人在文坛上、官场上的这一系列表现，让杨炯更加看不上他，所以才说“耻于王后”。
当然，不管初唐四杰如何排名，到了今天，最有名的还是王勃，其次是骆宾王，要知道《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咏鹅》、《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可是出名的很啊。至于卢照邻和杨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