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希。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金希的视力不好，但他读书不少。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如今，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6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坚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2020年全国高考，共有5名全盲考生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规定，视障考生的考试总时长延长50%，没有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视力障碍的人，并没有走进高考考场。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视障者找他，有些是因为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核准，有些是无法提供亲笔签名、无法写出知情同意条款，被银行拒绝办理业务。
最近几个月，金希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帮视障群体找工作。
他在网上发布语音公开课，分享自己的经历，给求助者打电话、发微信，帮他们规划职业生涯。
找到这个公益组织的人，有的从小在盲校就读，如今大学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有的试图考研，考了3年没考上，想先尝试就业，同时兼顾升学。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医院工作了几年，生活稳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突破”。还有人曾经视力较好，后来病情恶化，待业在家，想重新寻找生活方向。
“不少视障者觉得将来只能做按摩，但他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说。
刘聪后天失明，做了8年按摩师，一直想寻找其他工作，“很困难”。2016年，刘聪参加一个公益组织的培训，恰好金希在给这个组织做法律咨询，两人住同一间宿舍。
刘聪说金希“干练”，说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去做。他与金希聊过残障者多元就业的话题，问他“有没有工作机会”，金希介绍了一家残障公益组织。最终，刘聪得到了一份文案编辑的工作。
在残障者的圈子里，金希“很有名”，听他说过“有事就联系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样想从事法律工作的残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学毕业生等。
求助过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学毕业。她学心理学，刚在广西参加完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了笔试、面试各项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庆认定教师资格。白燕的视力只有0.02，但在她看来，视力不好并不代表自己不能胜任相关教学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学校，她也愿意去盲校从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她所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师在教学岗位。
“学生时代还挺迷茫的，不知道未来能做什么，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梦想不现实。”白燕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和白燕一样因就业体检不合格来向金希咨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个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郑荣权。2019年，郑荣权报考南京盲校的教师岗位，笔试面试都高分通过，卡在体检环节。通过朋友介绍，郑荣权曾拨通金希的电话咨询他的建议。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他“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在那个时代，其实人们还没有所谓的‘合理便利’这种权利的理念，只是基于非常朴素的、人性当中的正义感，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时间，但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性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
如今在中国，视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号试卷和答题卡，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打字机、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
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雪城大学和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他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了解到，不仅是大学，当地的中小学，也会给残障学生提供这样的“融合教育”便利。
这让他想起在国内筹备司法考试时，音频课程他可以听，纸质版的真题，会有同学帮他念。当时，学院专门为他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同学自发报名，排着班来协助他。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好人而感动，我有感恩的心。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每个人就不用生活在一个等候好人随机出现的世界中，无论遇到的是好人还是普通人，你的权利都可以得到保障。”
金希刚去雪城大学的时候，也曾对残障服务办公室的老师充满感激，对方反而觉得奇怪，“这只是工作而已”。
“中国这几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迈得还是挺大的。”金希回忆这些年感受到的变化。十几年前，除了他这样比较特殊的个案，大部分视障学生只能参加单考单招。盲文试卷的高考在近几年开始普及，“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很多考试都开始效仿，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也都出现了盲文试卷。
金希想通过努力，促成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进一步发展。他给许多公益组织投稿，也给参加法律援助培训的律师讲课。有时候他不能到现场，就录视频，配上字幕给律师看，也给到场的聋人、视障者看或听。
“视障律师在足够平等、包容的社会中，完全可以选择不凸显视障身份。回到现实，他们在许多时候，还得接受这个身份，应对视障带来的挑战。”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经常与金希合作。在他看来，金希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自强不息的残障人模范”，视障律师在司法保护等领域的探索和倡导，才更有价值。
在今年5月的一堂网络课程中，金希分享了自己代理过的一起案件：“2020年什么东西最宝贵？一张回国的机票啊！残障人士没有其他人陪同去坐飞机，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5年，两名残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无成人陪伴，无自理能力”为由拒载，金希是这起案件的代理人。
“这是个挺典型的事件，当时，航空公司拒载（残障旅客）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金希回忆，民航局当时刚出了航空运输管理办法，对这种情况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航空公司没有遵守。航空公司愿意赔偿，拒绝公开赔礼道歉。但金希和两位当事人却觉得，应该“为后来人多争取一些权利”。比起机票钱，更值得他们在意的，是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利。
他们胜诉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司法建议，希望航空公司能够做好残障旅客的出行保障工作。金希后来专门查过这家航空公司的官网，“确实有修订规则”。
“其实很多规定，本来法律法规里都是有的，比如说银行签字的规定，银监会是有的，只是很多银行选择性忽视了。”这位年轻律师感慨。
一位视障者由于“无法阅读风险提示”，在办理信用卡激活时被银行拒绝。当事人提出，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知悉并且同意了信用卡的风险规定，银行没有认可。
这起案件的代理律师万淼焱认识金希。提到他，万淼焱多次强调“业务能力极强”。接到这起案件后，她给金希打过电话。在她看来，银行应当把视障者“自决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就像所有人一样”。
金希和万淼焱一起准备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查法律条文。他有什么意见，就总结成电子文档发过去，或是通过电话讨论。
“我和金希合作时，完全没有感觉到他是视障者。”万淼焱感慨。
他们最终没能胜诉，但后来，银行主动联系了当事人，愿意上门为他办理信用卡。
“对视障者来说，他们需要帮助的方面，只是形成制度化的合理便利。”万淼焱说。
这些合理便利应该出现在视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盲道不好用甚至被占用、导盲犬不让上公交车的情况。软件里的图片验证码也让视障群体很为难，一位视障者甚至为此起诉过12306购票平台，结果败诉了。法官认为，视障者还有其他购票渠道。
今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中，防控刚开始时，健康码小程序与手机读屏不兼容。视障者出行时，还会更多地接触扶手、栏杆、墙壁、车厢等感染源，也很难跟其他人随时保持间隔距离。
一位视障者告诉记者，视障群体比普通人更恐慌，“接触的人更少了，社交圈更小了”，原本就“充满未知”的生活更不确定，宅在家里的他们，很闷。
金希刚从美国飞回国内，作为视障者，他搭乘了大使馆的包机。在温州老家宅着，他想为视障者群体找点“乐子”。
他牵头组织了一个名叫“混障狼人杀”的视障者游戏群，大伙儿用QQ语音连麦，利用智能手机的读屏功能玩起了狼人杀游戏，每周都能攒起十几个人的局。
根据游戏规则，“法官”角色需要对玩家说出“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一群玩儿得起劲的视障者，一点也没为这些表述感到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