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汉文帝时期得名士，虽然三十三岁便英年早逝，但对西汉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天纵奇才，受到历朝历代名家的推崇，就连宋朝文豪苏东坡都称其为"王佐之才"。可是他的人生却充满了波折，一生的抱负还没来得及展开，便匆匆离世。汉文帝刘恒非常欣赏贾谊，对其才华推崇备至，但却没有将其列为朝廷重臣。贾谊在朝期间向刘恒提出了很多治国良策，但大多都石沉大海，并没有被朝廷采纳。以至于很多人谈到贾谊时，都对他没有被重用而感到遗憾，认为刘恒错过了最好的人才，是他执政时最大的损失之一。
贾谊的才华得到了历朝历代名士的公认，可以说是西汉自汉初三杰之后最有远见的战略大师。他向朝廷提出的各种治国建议，虽然未被采用，但在后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西汉文帝、景帝和武帝三朝的治国策略，几乎就是照着贾谊的战略规划在实施，最终将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第一个巅峰。因此，刘恒对贾谊的任用是充满争议的，尤其是在历史爱好者群体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恒屈服于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集团的压力，将贾谊作为弃子，所以才使得这位天才英年早逝。
这种说法在不少的史书和文人笔记中都有提到，很多古代名人也以此盖棺定论。可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也是比较偏颇的。刘恒没有重用贾谊是事实，也的确受到了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集团的压力，但说他将贾谊作为弃子就太过了。实际上在当时的大臣之中，刘恒最看重的就是贾谊，并且给予了其超越其职位的礼遇。他没有正面接纳贾谊上书朝廷的建议，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但这并不代表他故意迫害贾谊，更不会将其当做弃子。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保护贾谊。
从刘恒的行为上看，他推崇贾谊的态度非常明显，甚至一度想将贾谊任命为公卿。贾谊在当时出了名的天才，还不足二十岁就辅佐河南郡守吴公将辖区治理的井井有条，被评为天下第一。刘恒将吴公提拔到京城当廷尉，吴公便向刘恒推荐了贾谊，于是贾谊被任命为博士。当时他年仅二十一岁，是朝廷所有博士中最年轻的。而且刘恒对贾谊多次破格提拔，不到一年内就将其升任太中大夫。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刘恒对贾谊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把他当做心腹培养。而当上太中大夫后，贾谊也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向朝廷上书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建立礼乐制度，二是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三是围绕匈奴入侵和诸侯王问题的建议。其中前两项是在被贬谪到长沙王太傅之前所提出的，后一项是重新回到朝廷后上书的。这些建议在当时大多没有被采纳，但事后却对西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力。贾谊去世后，这些建议都逐渐被实行，西汉也开始变得强盛，最终走向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巅峰。从后来文帝、景帝和武帝三朝对这些策略的实施来看，很显然他们是不反对贾谊策略的。而当时刘恒没有立刻采纳，其实是因为历史环境所造成的限制。
首先，从礼乐制度来看，贾谊的建议很明显是正确的。古代的礼乐制度不是礼仪，很多现代人对其有误解，实际上是规定国家的基础法律制度。贾谊师从荀子的弟子张苍，学术方面有着很多法家的印记。他提倡重建礼乐制度，就是为了建立完备的汉朝制度，以替代西汉初年延续的秦朝制度。这不仅仅是礼仪、穿着等方面的，更多的是对诸侯和勋贵阶层的管理。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立刻采纳，但刘恒也在后来的执政中逐渐施行。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这个制度也被建立起来，完全替代了秦制。
实际上当时的环境并不太适合重建这个制度，其关键点在于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集团的势力太大。前文讲过，刘恒即位之初朝廷是面临内忧外患的，外患为匈奴，内忧则是开国元勋集团和刘氏诸侯王。他们所控制的势力远超刘恒这个皇帝，所以刘恒只能用韬光养晦的方式来平衡朝中的政局。而执行贾谊的建议则很有可能触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强行推动也会引发朝中政治动荡，所以刘恒才选择搁置。但刘恒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来推动整个策略。比如他下诏让列侯勋贵回到封地，就是采纳了贾谊建议的措施。
第二，在重农抑商方面，贾谊的策略基本上得到了采纳，只是在关于铸钱的一项上两人有所冲突。由于战乱造成的国力衰退，刘恒采取休养生息的经济策略，而具体的方式便是重农抑商。这个策略其实是贾谊提出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贯彻。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与这个经济策略的执行是息息相关的，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国家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在铸钱的策略上，刘恒和贾谊却有不同的观点。刘恒允许有条件的诸侯王和列侯铸钱，甚至允许自己的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刘濞开铜山铸钱，使他们得以富甲天下。
贾谊对于这种私铸钱币的弊端非常清楚，他在上书中指出这样做会造成钱币混乱，进一步损害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他请求朝廷控制全国的铜料流向，禁止民间私下采铜铸钱，将钱币的铸造权收归朝廷。而当时刘恒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所以对后来的西汉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但是在汉武帝时期，这个建议却被重新提上日程。汉武帝改革币制，实现了统一五铢钱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实现也为汉武帝时国家的进一步强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削弱了刘氏诸侯王因私下铸钱而带来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贾谊在经济上对西汉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上述的两个建议都是在贾谊被贬斥到长沙王太傅前提出的，所以被认为是他被刘恒抛弃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两个建议中，除了铸钱一项外，其他的都是刘恒非常赞同的。只是这些建议给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集团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给刘恒造成了政治压力。
从表面上看，刘恒贬斥贾谊是为了摆脱这种政治压力，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贾谊。当时因为这些策略提出贬斥贾谊的是以周勃和灌婴为首的开国元勋，他们在朝中势力很大，所以刘恒不便于强硬抵制。从当时的政局来看，即便刘恒保下贾谊，也不排除这些人用其他的手段进行迫害。
以周勃等人的手段，派人暗中除掉贾谊是轻而易举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把贾谊留在京城，实际上是陷入了危险之中。刘恒将贾谊外放至长沙王太傅，看似贬斥和远离朝廷，可也是逃脱了周勃等人的势力范围。当时的长沙王吴著是西汉仅存的异姓诸侯王，在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中处于中立地位，远离朝廷纷争。在这里贾谊不会受到周勃等人的迫害，刘氏诸侯王也无法插手其中，所以是非常安全的选择。而三年后，刘恒就把贾谊调回了京城，并亲自在未央宫接见。而当时恰好灌婴去世，周勃获罪，而张苍当丞相之时，由此可见刘恒对贾谊的重视。
后来贾谊出任梁王太傅，在距离长安很近的梁国任职，这也是刘恒对贾谊的特殊安排。当时西汉朝廷面对的开国元勋势大的问题基本解决，而刘氏诸侯王的问题越发严重，所以刘恒着手开始削藩。贾谊上书的《治安策》便是为了处理国家安全问题而提出的策略，这其中主要针对的就是匈奴入侵和诸侯王问题。而梁王刘揖便是刘恒第四子，也是最宠爱的儿子。而梁国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处于中原和关中的要冲地带，将其他刘氏诸侯王和朝廷隔开。刘恒把贾谊放在这里，很显然是有心要对诸侯王进行削藩操作。
从贾谊的《治安策》上看，他提出的策略表露出他卓越的战略目光，对西汉的影响力不在汉初三杰之下。不论是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还是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来自于贾谊的《治安策》。而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才是西汉彻底解决诸侯王大患的良药。
可惜的是刘揖堕马而死，贾谊英年早逝，这个计划只能半途夭折。但刘揖死后，贾谊给刘恒提出的建议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的建议，展现出贾谊作为战略大师的深谋远虑。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正是刘武率兵在此阻挡了诸侯王联军西进的路线，才扭转了朝廷被动的局面。
从史书上对贾谊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天纵奇才的战略大师，是汉初三杰之后最具有深谋远虑的朝廷大臣。因此刘恒对贾谊的天才非常崇拜，当他将贾谊从长沙国召回长安时，自以为可以跟上对方节奏了。但一番谈话后，他不得不心悦诚服，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提出的各项建议却贯穿了文帝、景帝和武帝三朝，成为西汉走向巅峰的指路明灯。刘恒没有对他重用，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限制，需要贾谊进入蛰伏的状态。当时机合适时，他却英年早逝，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也许这就是命运给西汉的考验，毕竟登顶的道路是曲折的，不会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