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无农不强,无商不富,自古以来,商业便是有效整合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佳粘合剂,为促进物资交互、避免生产浪费、增加社会财富、提高政府税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遥远的商朝,华夏民族的祖先便已经充分应用商业来推行社会的发展,唐朝、明朝的盛世,更是离不开商业的支持。
华商始祖王亥
然而在汉朝的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却效仿战国变法家商鞅,重提重农抑商,并且创作了著名的《论贵粟疏》。作为一位执政经验丰富的成熟政治家,晁错的这种行为令后人十分不解,不过当我们了解到他提出此建议时的社会背景,便不难了解他的真正目的。汉朝商业蓬勃发展,商鞅遗制逐渐消失
文帝执政时,已然摆脱了秦制的影子,出现这种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个人对秦律有意见,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秦制的创造者是战国时期的变法家商鞅,在这部严苛的社会律法中,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重农抑商。汉朝建立后,从第二帝惠帝到第五帝文帝,皆选择了黄老之术治国,给予社会充分的休养生息,因此商业自然而然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商鞅影视形象
昔日商鞅之所以要在秦国实行变法,是因为当时秦国龟缩一角,周边强敌环伺,为了生存乃至壮大,必须通过武力对外扩张,继而要将国家打造成战争机器。秦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士农工商兵样样精通,所以商鞅就通过重农抑商来保留百姓农兵两个属性,将个人打造成完全为战争服务的工具。
秦国百姓的个人需求被严重限制,除了准备军粮就是上阵杀敌,这对他们很残酷,自然不会被轻易接受,于是接下来商鞅接着又借助法律,以酷刑威胁,强迫逼得百姓接受,铸成了既定事实,奠定了秦朝抑商的基础。
到了文帝时期,仁慈爱民的文帝则是希望让利于民,大力支持商业发展,使得商鞅遗制逐渐消失。
汉朝商业发展的成果——张骞出使西域
历史经验证明,商业势必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对农业发展和积累社会财富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汉朝社会逐渐富足,晁错却突然上书《论贵粟疏》
汉朝自惠帝执政后,已经基本从秦末的战乱烽火中走出来,得益于农耕文明强大的生产力,百姓们的生活质量快速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大量积累。这些事实,都是晁错亲自承认的: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然而晁错接下来话锋一转,完全忽视了"资财之道",而是又将思路引回了农业上。在他看来,汉朝的农业,眼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晁错认为当百姓发现商业比农业更容易积累财富后,很容易造成农业人口向商业人口流失,最终造成良田无所耕的浪费现象,对国家积累储备粮造成伤害。
御史大夫晁错
其次,晁错认为商人会用商业红利收割农业人口的利润,伤害百姓的耕种热情。
最后,晁错认为汉朝疆域辽阔,虽然眼下百姓人人有田种,但是还有许多之前不适宜耕种的荒地、山地、沼泽地、盐碱地无法耕种,如果政府用法律强制百姓开荒,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土地,积累更多的粮食。
以上三点问题,倒也是客观存在而非晁错主观捏造的,因此他才会向文帝上书《论贵粟疏》,将这些问题拿到台面上,以半劝诫半威胁的语气,逼迫文帝做出改变。晁错重农抑商的思想错在哪里?
在了解《论贵粟疏》的产生原因后,让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晁错创作此文时的社会背景。
文帝执政时期,他积极施行黄老之道,主张让利于民,并且制定了一系列诸如减免税赋,免除徭役等轻政府、重民生的治国政策,因此使得民间财富增加,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表面上看,百姓自然因为收入增加而变得更加幸福,然而国家却面临着财政收入不足,抵抗突发风险(战争、瘟疫、天灾)的动员能力降低的现实。
《论贵粟疏》
当时,北方的匈奴蠢蠢欲动,南越也很不老实,而汉朝内部也开始削藩,内忧外困虽然还没有真正出现,但是却俨然为汉朝带来了许多假想敌(后来这三点悉数爆发),巨大的危机意识产生了战争需求,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大型战争,拼到比拼的就是后勤,后勤跟不上,的一方,自然会成为战败的一方。
这种潜在的忧患意识,使晁错感到十分危急,最终他错误地选择了秦国的老路,打算以全民皆兵制度抵御外敌,而汉朝要为此付出的条件,就是牺牲汉朝数十年休养生息的成果。
晁错之错在于,如果抑制商业,那么农业最终也会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无法有效地实现资源和人力的最优化利用,想象一下,如果粮食取代货币,那么绝大多数粮食都要滞留在产地,即使要运输,也会在运输过程中造成巨大浪费,等于还未开战便无故消耗掉百姓积累的财富,这其实是对国力的一种伤害。
匈奴的存在始终让晁错忧心忡忡结语
晁错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后勤的确是综合国力的比拼,然而他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商业行为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一个强大健全的商业体系只会起到对农业乃至社会的促进作用,而不会与农争利。
假如商业强盛,那么人民生活富足,身体素质突出,个体的战斗力自然强悍。社会积累的财富多,地方的税收自然水涨船高,才有足够的钱财打造更坚固的城池,囤积更多的战备粮和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只有百姓生活好,才会对本朝建立起归属感和守护家园的决心,这种精神力量会对战斗力起到巨大的加成作用。
秦朝重农抑商却取得一统的成功之路有极大的偶然性,贾谊曾经指出六国之亡在于六国而非秦,像白起等秦军作战时,消耗的粮草并非全是由秦国运来的,而是沿途劫掠所得,这说明商鞅的制度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晁错罔顾社会背景强行提出重农抑商,实在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史记·七十列传·货殖列传》
【2】《史记·七十列传·屈原贾生列传》
【3】《论贵粟疏》